的深入反思。所谓主观化生存( subjectivist existence)指的就是人的整个生活都被收摄到内在世界、自我之中，世界通过内在的自我被看待和衡量。由此，政治共同体中那些重要的主体间事物，如公共空间本身以及传统、习俗、友爱等维系公共空间的事物就被从主体的角度重新解释，从而逐渐失去其根基。阿伦特基于显象世界理论的公共领域和行动理论，所针对的主要就是近代以来形成的这种主观化生存及其政治危害。《第一哲学沉思集》典型地表明，笛卡尔对于一切存在，包括感知到的周围世界甚至其自身存在的近乎绝望的怀疑。在笛卡尔的潜意识里，只有一种东西是确定的，那就是推理的逻辑程序。因此，笛卡尔认为既然在怀疑时他确知自己在怀疑，那么思维活动就其自身而言就具有了确定性。由此，他一方面给现代西方哲学确立我思这样一个起点，另一方面把思维能力即理性确立为我思的主要功能。“当尼采把现代叫做‘怀疑的时代’时，他的意思是，至少从笛卡尔开始，人就不再确信任何东西，甚至不相信真正的存在；人不仅仅需要上帝存在的证明，而且也需要人自己存在的证明。‘我在’的确定性就是笛卡尔在他的cogito me cogitare（我思我思）中发现的东西；也就是说，确定性位于那种心理体验中，对于它，能证实我们自己的实在性和外部世界的实在性的感觉都无关紧要。”②这种主观化生存方式一方面在近代形而上学中被不断论证和深化，另一方面又通过近代科学的效能优势逐渐在整个人类社会扩展。阿伦特认为，为公共目标而协同行动，在共同行动中展示和实现自己的个性，这是人类最本质性追求之一，是实现人性的根本方式。政治的基本含义就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共同地言谈和行动。因此，政治对人之为人具有本质的重要性。而人的主观化生存障蔽了人们对现实和他人的个性的敏锐感知，造成了一种梦幻般的对世界和他人的理解，或是如霍布斯那样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像狼与狼的斗争，或是像浪漫主义者那样把他人和国家设想为神性的显现、情感的自然。所以，主观化的生存方式既泯灭了人类在政治中寻求自我实现和公共幸福的根本渴望，同时也让那些鲁莽的、任意的思想操作闯入政治生活之中①。
阿伦特对康德显象、现象和幻相概念的阐释延续并改造了对康德的“现象论”的理解。她试图在此基础上确立的显象世界的存在论显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意味。正如她不断建议我们的：“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显现着的世界上，把我们世界的意
义和价值放在外观上不是更合理吗？”②这种主张显然呼应着其早期的公共领域理论和行动理论。
康德的这一理论立场对晚期阿伦特的思想影响深远。她认为现当代西方哲学中各种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危机大都源于后康德时代的哲学家对批判哲学的错误理解。传统的哲学和神学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认为不显现给感官的东西——上帝、存在、第一原理——比显现的东西更真实、更有意义。康德摧毁了二元论，重新澄清了理念和感官世界之间的关系。阿伦特用其友人奥登的诗句简练地表达了自己的主张：“上帝是否以显象判断我们？我怀疑他是的。”③这种观点从根本上颠覆了现代人的一个幻觉：对于我们是什么这个问题，内在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即我们的“内在生命”要比我们的外在显象更为重要。在阿伦特看来，只有我们的显象才是我们最根本的生命所在，是我们的荣耀所系。就像在希腊人那里一样：
希腊人对于非存在的厌恶，对于存在的赞美，只有将存在与非存在理解为显现与隐匿，才能被解释……城邦空间的生活经验：空间是一个显现的场所，显现就是存在。公民的显现就是力争存在。对存在的热爱是公民行动的动力。因此，无名者不是不存在，而是不显示。无名者表示微末，表示不足道。
拯救显象：阿伦特对《纯粹理性批判》的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