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 text 1
不管我们如何喋喋不休地谈论差别,美国社会实际上是一台同化人们的神奇的机器。这就是民主化的着装和话语的统一以及十九世纪在高雅的氛围中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的百货商店所发起的随意消费及没有消费的活动。他们不是为了迎合有知识的精英们而开设亲情商店,而是创建了“不分阶层和背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大众商店。这使得购物成为一种大众的、民主的行为。大众传媒、广告和体育也是协助人们均质化的推动力。
尽管这种文化一点也不高雅,但也不是完全有害的,移民们很快就融入了这种共同文化。Gregory Rodriguez为美国移民研讨会撰文指出,今天的移民既不是处于空前的水平,也不抵制同化。在1998年,移民占全国人口的9.8%;在1900年为13.6%。在1990年以前的十年之中,在每千位居民当中,有3.1位新来的移民;而在1890年以前的十年之中,每千位居民当中就有9.2位移民。现在,让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同化指标——语言、拥有产权住房和异族结婚情况。
1990年的人口普查透露:“来自十五个移民数量最多的国家的移民在到美国十年后英语说得?好?或?很好?。”移民的子女几乎都说两种语言,且精通英语。“到了第三代,在大多数移民家庭,他们的母语就消失了。”因此,有人就把美国描述成了“语言的坟场”。到了1965年,出生于国外的、在1970年以前到达美国的移民有75.6%购置了自己的住房,这个数字高出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拥有自己所有权住房的百分比——69.8%。
在国外出生的亚裔和西班牙裔移民“与美国本土白人和黑人相比,与异族通婚的比率要高。”到了第三代,有三分之一的西班牙裔女性与非西班牙裔男性结婚,而有41%亚裔美国妇女与非亚裔男性结婚。
Rodriguez注意到,世界边远地区的儿童是诸如阿诺德·施瓦辛格和加斯·布鲁克斯等超级明星的星迷,而“一些美国人担心生活在美国的移民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受美国的同化力量的影响。”
在美国是否存在不和以及潜在的不安?答案是肯定的,而且问题的严重性足以超越其他事宜。但是与美国动荡的过去相比,这些社会指标说明美国的社会环境变得黑暗,且正在恶化。
2006 text 2
如我们所知,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德只有一种产业——威廉·莎士比亚,但是,它有两个各自明确独立而相互间敌意不断增长的分支,这就是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它在埃文河畔的莎士比亚纪念剧院上演富丽堂皇的莎剧——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到镇上来不是为了看戏,而是来参观Anne Hathaway别墅、莎士比亚的出生地以及其他景观的旅游者的市镇居民们。
斯特拉特福德尊敬的居民认为剧院没有对他们的收入增加一文钱,他们坦率地不喜欢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演员,这些人留着长发、蓄着胡须、趿拉着拖鞋,而且很吵闹。想到为他们挣来营生的莎士比亚本人也是演员(也留着胡子)、也参与制造噪音,这的确既有趣,也很有讽刺意味。
旅客流并非是完全分开的,那些乘坐大巴而来的游客——常常还额外参观Warwick 城堡和 Blenheim宫——通常不看戏,有些人在斯特拉特福德看到剧院还感到吃惊。然而,来看戏者除了看戏外还要想方设法安排一些观光活动。皇家莎士比亚剧团声称,正是这些爱看戏者在此过夜(有些人呆四五个晚上),把钱花在了镇上的旅馆饭店,为镇子带来了大部分的收入;而观光客什么都看,夜幕降临就离开。
镇上的人们不这样认为,地方镇议会并没有直接给皇家莎士比亚剧团提供津贴。斯特拉特福德一直善于哭穷,然而,镇上的旅馆几乎每家都添加了新的侧楼或鸡尾酒会厅。希尔顿正在这里修建自己的旅馆,你可以肯定,它会有装饰考究的哈姆雷特汉堡吧、李尔王雅座、班柯宴会厅等等,而且价格会非常昂贵。
总之,镇上人还是不明白为什么皇家莎士比亚剧团需要津贴。(该剧院连续三年打破上座纪录,去年,剧院中1431个座位的全年上座率94%,今年会更高。)当然,原因是成本窜升,而票价仍然保持很低。
如果票价上升太高,那就是一种不幸了,这是因为这样做就会赶走年轻的人,而他们是斯特拉特福德最有吸引力的客户。他们到此完全是为了看戏,而不是观光。他们看上去几乎长相相似(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消瘦、棱角分明、面部表情专注,穿着牛仔裤,趿拉着拖鞋,吃着面包,晚上露宿在剧院外的石板上,等着购买售票处早上10:30开始销售的为露宿者提供的20个座位和80个站票。
2006 text 3
当时前人到达世界新的地方时,大型动物遭遇了奇怪的命运:它们突然灭绝了,而小型的物种存活了下来。大型的、移动速度缓慢的队伍就成了易于捕获的猎物,很快被捕杀以至灭绝。现在,类似的情景可能就发生在海洋之中。
多年来,我们就已经知道,海洋正在被过度捕捞。研究者如Ransom Myers 和 Boris Worm所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发现只是说明形势正在发生改变。他们研究了全世界半个世纪的捕鱼资料,它们的方法并非尝试对大海中某个特定区域的鱼类单位面积内的生物量(活体生物数量)作出估计,而是为了揭示生物数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情况。根据他们在《自然》杂志上最新发表的论文,一个新渔场的大型食肉动物(捕食其他队伍的动物)的生物量在开始经营十五年内平均减少80%;在一些长期捕鱼的地区,迄今已经减少了一倍半。
Worm博士承认,这些数字过于保守,原因之一是因为捕鱼技术的提高。近几天的渔船可以通过卫星和声纳找到鱼群,而这些技术在50年前是没有的。这就意味着大海中更多的鱼类被捕获,所以,现在和过去之间的捕获量之间的真正差别要比记录变化所反映的要更糟。在早期,长线多钩捕鱼应该是渔钩上几乎都挂满了鱼,所以,因为没有多余的挂着诱饵的钩子的诱捕,个别的鱼可能没有被钓到,这就使得过去的鱼类资源被低估。再者,在多钩长线钓鱼的早期,许多鱼在上钩后都成为鲨鱼的食物。现在这已经不再成为问题,因为没有多少鲨鱼出没。
Myers 和 Worm博士坚持认为,它们的研究给出了正确的基线,未来的管理决策者必须给予重视。他们相信这些资料支持目前在海洋生物学家中流行的一种观点,就是“多变的基线”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因为人们只限于对过去相对较短的时期的研究,所以他们没有能够觉察到大海中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点之所以很重要是因为理论指出,一个渔场所能够获得的最高持续产量仅当目标物种的生物量是原来水平的50%时才能实现,而大部分的渔场都处于这个水平之下,这对于正常的营业是很不利的。
2006 text 4
许多事情让人们认为艺术家是怪人,而且最奇怪的莫过于此:艺术家的唯一工作就是探索情感,然而,他们的选择聚焦于那些他们感觉很糟的情感。
事实并非常常如此,最早的艺术形式,像绘画和音乐,是那些最适合表达喜悦的艺术,但是在19世纪的某个地方,许多艺术家开始把幸福看作是淡而无味的、虚假的——更糟的
是,看作是令人厌烦的,这点可以从威廉·华兹华斯的《水仙花》到波德莱尔把鲜花描述为邪恶的转变之中看出。
你可能会坚持认为艺术之所以对幸福产生更大的怀疑是因为现代社会也已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早期的时代没有经历战乱、灾难和对无辜者的屠杀。事实上,原因可能恰恰相反:如今的世界存在过多的该诅咒的幸福。
毕竟,现代社会几乎完全用来描述幸福的语言是什么?是广告。反幸福的艺术的兴起几乎和大众传媒的兴起如出一辙;由于它的缘故,在商业广告文化中,幸福不仅仅是一种理想,还是一种思想观念。
早期时代的人们被贫困的事物包围着,他们一直工作到筋疲力尽为止,生活中几乎无安全可言,而且英年早逝。在西方,在大众传播工具出现以及人们学会读写以前,最有力的传播媒介就是教堂,它告诫礼拜者他们的灵魂处于危险之中,它们有一天会成为蝼蚁之餐。倘若这些说法成立的话,他们也就完全不需要艺术以成为流浪者。
今天,普通西方人不是被宗教所包围,而是受到商业广告的轰击,他们始终是幸福的。吃快餐者、新闻节目主持人、文本发送者,大家都面带微笑,都在笑。我们的杂志以光彩照人的名人、住着完美宅邸的幸福家庭为主角。由于这些信息含有这样的真实企图——就是诱使人们打开他们的钱夹子,以便使得幸福的真正含义变得不可靠。治疗关节炎的药物Celebrex曾一度暗示人们“庆祝吧!”不久我们却发现这种药可能增加心脏病发作的危险! 我们所忘记的——而我们的经济就是依赖于忘记——是:幸福并不等于没有痛苦的快乐。那些带来最大喜悦的事物潜藏着最大的损失和失望的隐患。今天,身处轻松幸福的许诺的包围之中,我们需要有人来提醒我们——如同从前宗教所做的那样——“死亡的象征”:记住我们会死亡,万事皆有终了时;幸福不是来源于否认这点,而是与其共生。这种信息甚至要比丁香味的香烟更苦涩,然而,无论如何,它不失为一股新鲜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