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姚孝廉姬传书
戴震
日者，纪太史晓岚欲刻仆所为《考工记图》，是以向足下言欲改定。足下应词，非所敢闻。 而意主不必汲汲成书，仆于时，若雷霆惊耳。自始知学，每憾昔人成书太早，多未定之说，今足下以是规教，退不敢忘，自货得师。何者？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徽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拘于孤证，以信其道，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源泉所导，寻根可以达杪，不手批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以此治经，失“不知为不知”之意，而徒增一惑，以滋识着之辨之也。先儒之学，如汗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为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其得者，取义远，资理闳，书不克尽言，言不可尽意。学者深思自得，渐近其区。不深思自得，斯草于畦，而茅塞其陆。其失者，即目未睹源泉所导，手未披枝肆所岐者也。而为说转易晓，学者浅涉而坚信之，用自满其量之能容受，不复求远者、闳者。故诵法康成称朱，不必无人，而皆失康成程朱于诵法中，则不志乎闻道之过也。诚有能志乎闻道，必去其两失，殚力于其两得。既深思自得而近之亦，然后知孰为十分之见，孰为未至十分之见，如剩绳木，昔以为平者，其曲于是可见也；如水准地，昔以为平者，其坳于是可见也；夫然后传其信，不传其疑，疑则阕，庶几治经不害。仆于《考工记图》，重违知己之意，遂欲删
取成书，亦以其义浅，特考核之一端，差可自决。足下之教，其敢忽诸？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非徒自顾不足为师，亦非为所学如足下，断然以不敏谢也。古之所谓友，故分师之半。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之。谨奉缴。承示文，论延陵季子处，识数语；并《考工记图》呈上，乞教正也。 【译文】
那天，太史纪晓岚想要为我所做的《考工记图》作序付刻，因为这个我曾向你说过想修改定稿的事情。你的回复是我以前所没有听到过的。你的大意是主张不必急于成书。我那时很受震动。我从一开始研究学术，就常常为前人太急于成书而感到遗憾。因为里面有太多还未成定论的说法。如今你以此来规劝我，我铭记在心。而且庆幸自己有了一个好老师，为甚么呢？我之所以在古籍中苦苦的寻觅求证，是害怕圣人们的学说在不知不觉中被后人所蒙蔽。然而我寻觅求证之后发现，那些圣人的言论中，有的的确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而也有很多
的言论还有待商榷。所说的“十分之见”,一定是在古人那里得到了验证，而且非常系统条理。合乎义理而不会引起任何的异议。从事物的大小到事情的始终原委，都要意义的考核探究。哪些单依据他人转述的说法，而揣度就是正确的，从众说纷纭中，来裁定其好的一面，一句没有根据的言论，来确定他说的结论，根据单个的证据，就相信他的全部，虽然逆流而上可以探知河流的源头，但不能亲眼看到源流导源的地方，沿着树跟可以达到树梢，但没有亲自用手拔开树枝分叉的地方，都不是达到十分之见地方法。用这种方法研究经典，就失去了“不知为不知”的意义而只能白白的增加了疑惑，让有见识的人更增加辨别的负担。先前的儒家学者，比如汉代的郑玄，宋代的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他们的著书已经非常的详尽广博了，然而也还是得失参半，其所得的原因，是在他们所取的义理深远宏大，文字不能诠尽全部的言语，言语不能表达全部的意义，求学的人如果深入的思考，有自己的心得，也才能渐渐领会其中的义理，反之，就像恶草遮盖了菜畦，茅草堵塞了道路一样，思路被充塞蒙蔽而不能通达，其中有失的那一部分，就是眼睛没能亲眼看到源流导源的地方，没有亲自用手拔开树枝分叉的地方，而因为转述的学说容易理解，求学的人仅仅粗浅的涉猎就坚信它是正确的。因此自我满足于自己所接受的东西，不再去求索更深远宏阔的义理了。因此述说效法康城程朱的人，不一定没有，而是他们都在述说效仿康城程朱的过程中失去了他们著书立说的本义。这就是没有立志于闻道的原因造成的。如果真有能够立志于闻道的人，一定是避免犯以上两种错误（指“目未睹源泉所导，手未
披枝肆所岐”）,竭尽全力于两得（指“取义远，资理闳”）。只有经过深思自得接近真理，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十分之见，什么是未知十分之见，就好像用绳子衡量木头，以前认为是直得，现在可以见到它的弯曲之处就好像用水衡量地面，以前认为是平的地方，现在就可以看到它的低凹不平了。然后转述那些正确可信的，不转述那些有疑问的地方。那么疑惑就没了。可以消除个人成见，而达到求真的目标。我对于《考工记图》，深深地违背了知己你的意思，就想删取成书，也因为其义理很浅显，只考核了其中的一方面，差不多可以自己决定。你的教诲，我哪里敢不重视呢?至于你想把我当作老师，我则有另有说法。我不只是觉得自己不足为师，也不是说我的学问就像你说的那样渊博，就断然因为不聪敏而谢绝你。古人所说的朋友，本来就是半个老师，我和你，不妨互相为师吧，而且互相参照来寻求十分之见。如果有过错，就相互规劝，使道在于热怎么做而不在于我怎么说，这才不失朋友真义，才是人生一大善事。昨天收到你的信，你太过自谦了。称我为夫子，我怎敢当。我恭敬地献上我的书信。承蒙你能把文章给我看，我也写了评论文章，在此也将《考工记图》一并呈上，希望能得到你的教诲和指正。
【导读】
戴震，字谂修，又字东原，徽州休宁隆人。戴震学识渊博，造诣高深，著作丰富，堪称“有清一代学者第一人”（梁启超语）在数学、天文、地理、史学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
姚鼐，子姬传，又字梦 ，安徽桐城人。戴震于乾隆二十年(1755)复此书时，姚鼐为举人，后成进士，曾主讲江宁、扬州等地书院达40年。他主张文章应兼具义理、考据、词章，是继方苞、溜达櫆之后为桐城派主要作家。《与姚孝廉姬传书》, 写于乾隆二十年，是戴震入都后不久留下的文字。文章由太史纪晓岚欲为戴震所作《考工记图》作序付刻，而姚鼐劝其“不必积极成书”谈起，提出了要追求“十分之见”的“求真学术理想及追求真理的方法。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在”六经”。他说“:凡仆所以寻求于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指出：“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徽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拘于孤证，以信其道，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源泉所导，寻根可以达杪，不手批枝肆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这一段论述的如何获得真理地方法非常重要，系统的体现了其人文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思想。这一方法论大抵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其一，十分之见具有普遍性的内容：证之古代文献而靡不条贯，符和道的标准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解释任何问题和学问，都应有根有据，追古察今，
与姚孝廉姬传书 戴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