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王充及其哲学巨著《论衡》
作者：郭增辉
来源：《作文成功之路·上旬刊》 2015年第9期
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旧城中学郭增辉
正当经学昌盛、谶纬迷信流行之时，东汉初期一位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逆风而出公开地向儒家哲学和谶纬迷信展开了挑战。
王充，汉代道家思想的重要传承者与发展者。先后著有《大儒》《讥俗》《节义》《政务》《论衡》《养性》等书，大多是针对当时思想界的问题而发，现保存下来的只有《论衡》一书。
《论衡》是一部富有战斗精神的哲学巨著。原来著录为8 5篇，今传世各本，《招致》一篇均有目无文，故实存仅8 4篇。书名《论衡》，王充解释说：“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篇》；以下只注篇名）即是说，要实事求是地衡量言论之得失与真伪，绝非调弄笔墨，以示殊异。
王充撰写《论衡》的目的，据其自称：“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同上）他所谓虚妄之言，当然是指古文经中的伪书和所有的谶纬之书。董仲舒散布的神学谶纬认为，万物相争的胜负都是由五行相胜相克决定的。王充举出很多明显事例，指出神学谶纬的荒谬虚妄，并说明万物相争的胜负存亡是由其自身条件决定的。他说：“夫物之相胜，或以筋力，或以气势，或以巧便”，“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物势篇》）。谶纬中说孔子是黑龙之子，刘邦是赤龙之子，圣人皇帝之所以为圣人皇帝，即因他们不是人种而是龙种。王充非之日： “若夫牡马见雌牛，雄雀见牝鸡，不相与合者，异类故也。今龙与人异类，何能感于人而施气？”（《奇怪篇》）
东汉初期，天命之说高唱入云。王充依据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认为儒家“天人感应”说是虚妄的。因为“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谴告篇》）。在《自然篇》中，王充说：“何以[知]天之自然也？以天无口目也。案有为者，口目之类也。口欲食而目欲视，有嗜欲于内，发之于外，口目求之，得以为利欲之为也。”他尖锐地指出，如果天真能用灾异谴告人君，天也必然能任命圣君，选择像尧舜那样的君主，委以王事；又何必“生庸庸之君，失道废德，随谴告之，何天不惮劳也”。他说：“六经之文，圣人之语，动言天者，欲化无道，惧愚者之言。”（《谴告篇》）揭露了统治者神道设教的目的。
以唯物主义思想为武器，王充反对当时社会上各种鬼神迷信活动，提出了系统的无神论。王充首先论证了人死不为鬼。他指出精神依存于形体，他说：“人，物也；物，亦物也。物死不为鬼，人死何故独能为鬼？”（《论死篇》）据此，他反对人死为鬼之说。他说： “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绝，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灭而成灰土，何用为鬼？”（同上）王充还从物质灭化的不可逆性和元气自然论论证人死不能为鬼。古代鬼神迷信的要害是主张形亡可以神存，王充批判说： “火灭光消而烛在，人死精亡而形存，谓人死有知，是谓火灭复有光也。”（同上）他指出鬼神乃人精神之幻觉，并非真有其物。
从无鬼论出发，王充反对厚葬，提倡薄葬。他说：“孝子之养亲病也，未死之时，求卜迎医，冀祸消，药有益也。既死之后，虽审如巫咸（商代大臣，善占卜），良如扁鹊（春秋名医），终不复生。何则？知死气绝，终无补益。治死无益，厚葬何差乎！”（《薄葬篇》）此外，王充还反对神学迷信的种种表现，如灾祥、祸福、星变、卜筮、宅术等等。
王充在批判神学谶纬的同时，提出了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他认为，人认识事物，必须由人的感觉器官同事物相接触，“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实知
篇》）。他还指出，人才虽有高下，但要认识事物，必须学习，“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同上）。与此同时，他还反对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举出有关周公、晏婴、孔子、颜渊、孟子等古圣事迹的16个历史例证，说明圣人也必待学问而后知。因此，他反对盲目迷信圣人，指责“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问孔篇》）。王充认为这种把儒家哲学当作圣经的学习方法，不能弄清道理，提高认识。他认为做学问的根本方法在于大胆提出疑问，同老师辩论是非。为了证实他的见解，王充在《问孔》《刺孟》两篇中，举出许多例子，指出圣贤之言自相矛盾之处。在《论衡》的其他部分，还分别对墨子（《命义篇》）、韩非（《非韩篇》）、邹衍（《谈天篇》）等人进行了批判，其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许多与汉朝的政治、文化设施有直接关系。
王充还对厚古薄今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批判。他认为社会是不断进化的，汉朝与圣王辈出的周朝相比，有很大进步。如汉王朝版图远比商周辽阔，匈奴、鄯善、哀牢贡献牛马，古代戎狄已进化为汉之齐民，生活文化显著提高。他总结说： “夫实德化则周不能过汉，论符瑞则汉盛于周，度土境则周狭于汉，汉何以不如周？”（同上）王充指出： “汉有实事，儒者不
称”，这是由于“述事者为高古而下今，贵所闻而贱所见，辨士则谈其久者，文人则著其远者”（《论衡·齐世篇》）。在儒家学说盛行的当时，能够如此立说，确是振聋发聩之论。
不过，王充由于受当时生产水平和科学水平的限制，有时把自己引为论据的一些自然现象理解错误。他无法透彻阐明唯物主义思想并将其应用到社会历史分析中去，更无法理解国家治乱安危、人们富贵贫贱的真实原因，只得归之于天命，因而又陷入了宿命论的历史观。如他说：“夫世乱民逆，国之危殆灾害，系于上天，贤君之德，不能消却。”（《治期篇》）“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教，无能损益。”（同上）这与上述治乱的论断，是大相径庭的。他还用骨相解释个人的贵贱寿天。他说： “贵贱贫富，命也……有死生寿天之命，亦有贵贱贫富之命。”（《骨相篇》）何以才能知命？用之骨体， “案骨节之法，察皮肤之理，以审人之性命，无不应者”（同上）。这说明王充的唯物论，还有很大缺陷。
王充所著《论衡》，在儒家学说和谶纬玄学盛行的时代，不可避免地要被视为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禁止流行，直至东汉末年，才由著名学者蔡邕发现，带入中原，秘密藏于书库。此后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论衡》一直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直至宋代，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刻书业的兴起，北宋仁宗庆历年间，《论衡》才得以刻印，比较广泛地流传开来。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洪适校刊《论衡》于会稽，《论衡》一书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王充的唯物主义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怎样读王充及其哲学巨著《论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