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心得“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引领，推进智慧城市建设
我国的城镇化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进入了以城市为主要经济载体的时代，但同时又面临着新一轮的挑战。为此，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于2015年12月召开，明确了下一阶段城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会议特别指出“城市发展需要依靠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着力打造智慧城市”。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2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对提升智慧城市建设提出了更为细致的指导意见。
从以往的实践情况看，智慧城市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城市管理者接受并视为解决“城市病”、提升城市管理能力、实现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手段。各部委相继实施了多种类型的智慧城市试点项目，截至2015年8月，相关试点共计10大类、672个区域。很多城市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重要任务写入“十三五”规划，因此未来五年将是打造中国特色升级版智慧城市的关键时期。在此情况下，更需深入剖析智慧城市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明晰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并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开展工作。
智慧城市建设的问题
“十二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取得一定成效，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仍然存在若干问题。
顶层设计缺失。信息技术的快速升级和变革一方面为智慧城市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技术手段，另一方面也增大了智慧城市建设的风险与更新成本。在这种形势下，需要
对智慧城市建设进行科学规划，对各方主体的需求特点、数据在不同系统间的共享机制、现有信息化资源的利用方式、未来系统升级的接口等予以识别和设计，否则极有可能造成既有信息化资源的浪费，严重时导致智慧城市平台无法适应新的需求，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很容易被淘汰。当前，各级政府对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的重视程度不够，各类城市规划中很少涉及智慧城市相关内容，即便进行了规划设计，其架构也多为物理架构或技术架构，而非应用层次的架构，片面重视智慧城市的技术架构，容易导致技术体系脱离于实际需求。
智慧城市理论体系薄弱。智慧城市概念自提出至今已有八年时间，其本身仍然是一个不成熟的科学概念，并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当前的智慧城市理论研究更多停留在文件解读、非体系化的技术应用等层次上，对智慧城市规划体系以及智慧城市理念下的城市经济转型、城市治理等相关理论研究重视不够，这与智慧城市实践的快速开展形成强烈反差。
智慧城市概念流于“标签化”。在传统城市管理手段失灵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迫切需要找到“城市病”治理的突破口，智慧城市由于其先进的技术体系及其所描绘的城市发展愿景，一经提出便迅速引起地方政府的高度关注，并将其视为根治“城市病”的一剂良药。在这种态势下，智慧城市概念被迅速“标签化”，将智慧城市简单理解为“数字城市”“城市信息化”，盲目上马智慧城市项目，为信息化资源严重浪费、信息平台闲置空转埋下极大隐患。
智慧城市商业模式尚不清晰。智慧城市建设资金需求量巨大，单纯依赖政府自建、自营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远不能满足资金需求，引入市场机制、由企业和融资机构筹资已是必然趋势。PPP模式为解决智慧城市建设融资难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但也
面临着一定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智慧城市项目的盈利模式不清晰，缺少明确的收益时间、收益标准和商业模式，同时风险也较大。盈利模式的缺失严重打击智慧城市开发商和运营商的参与积极性，不利于构建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智慧城市建设策略。
各自为战、难于整合。近年来，中国许多城市纷纷上马智慧城市建设项目，但不同部门之间、不同地域之间的共享联动机制尚未打通；对于计算资源则多采用自建云计算中心或租用超出实际需求的云服务，造成资源浪费；部分数据机构置数据的公益性于不顾，对数据采取垄断和控制，难以实现共享利用。经验证明，以区域为基本单元来构建和推行智慧应用平台，尤其是可以商业化运作的智慧应用平台，不仅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也难以产生规模效益。从城市群甚至全国范围内进行跨区域整合已势在必行。
重建设、轻运营。智慧城市应用平台的闲置与“重建设、轻运营”的思维不无关系。在这一思维的左右下，某些城市管理者只顾智慧城市平台的开发和建设，企业则单纯赚取平台建设过程中的收益，很少关注平台的维护与运营，从而导致智慧城市平台成为一种“高技术”的象征工程。因此，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坚持智慧应用导向，对既有平台实行有效的运营维护，在运营中获得持续稳定的城市治理红利。
智慧城市建设的目标
“十三五”期间，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整体目标是，“到2024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一批”就是要在“十二五”期间各类智慧城市试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形成规模等级完整、专项与综合相结合的智慧城市建设格局。“特色鲜明”则是要求在遵循智慧城市技术标准化的前提下，本着“一城一策”的原则，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采用适合自身的智慧城市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建设必须在标准化和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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