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

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经历了从“农

商并重”阶段到“重农抑商”阶段的演变。 （一）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形成

这一时期我们主要讨论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农抑商思想。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思想文化非常发达的时期，诸子百家都提出了自己对于社会和政治生活不同的理解，其论各殊，旨意不同，但有一点却引人注目，即在农商之间往往都选择重农而抑商。

1、先秦儒家“义利观”的教化作用是我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形成的积极推动力在儒家的思想体系内，孔子对于这一问题没有论及，只有孟子明确地主张发展商业，而荀子则极力主张省工贾、众农夫。孟子主张实行仁政，即“不忍人之政”。其中，实行仁政的一个途径就是必须给民以恒产，“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这就要“制民之产”，使民有百亩“恒产”，将恒产作为民有恒心的物质前提。在这些基础上，孟子提出发展工商业、保护工商业的主张。孟子主张工商是社会产业与交换所不可缺少的经济部门。当时“关市之征”对工商业是极大的桎梏。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关，讥而不征”。这种主张对商业的发展是有利的。显然，孟子并没有提出重农抑商的思想，这一主张是儒家的另一个重要的思想家荀子提出的。荀子认为君臣都应该以富国富民为已任，而要富国富民，必须发展经济，主张以农为主，农、工、商协调并进。荀子赞同把农业视为本业，把工商视为末业的观点。他以生产粮食作为衡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标准，于是只有农民才是生产者，除了士大夫之外，工商也被划入食之者之列。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全面的。如果从价值观点来看，工，也是价值的创造者、生产者；商，也创造一部分价值。但是荀子显然没有给予这一点以肯定，他以自己的思路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具体措施：第一，“众农夫”，即增加农业生产人数，减少食之者人数。除了减少工商业者外，他认为必须减少士大夫以及官僚冗员。第二，“罕举力役，无夺农时”。第三，“掩地表亩”，是指在播种前要翻耕土地，并表明田亩界限，以防土地纠纷等措施。对工商业既要保护，又要限制。首先要控制工商人数，因为他认为“工商众而国贫”，《君道》提出“省工贾”，实际上，在

他提出众农夫的观点之时，实际就是在要求减少工商人数。另一方面要限制工商的欺诈投机行为，这一点实际上并不能说明抑商的主张，只是要规范商业的秩序。但他明显认为商人重利轻义多欺诈，而儒家的价值观是重义轻利，因此荀子在态度上即有轻商之意。

2、先秦法家独具的历史进化观和敏锐的观察力使他们成为“重农抑商”传统的倡导者事实上，“重农抑商”作为一种政策思想，首倡于战国中期法家代表人物商鞅。公元前365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推行变法。商鞅变法前的秦国，一方面农业人口十分缺乏，已到了免征十年赋税招徕三晋之民“使之事本”的地步；另一方面，城市商业活动却很兴盛。针对这种情况，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具体措施包括：第一，“使商无得粜，农无得籴”，禁止商人经营粮食买卖，杜绝商人利用年岁丰欠进行粮食投机，牟取暴利；第二，“重关市之赋”，加重商人的赋税负担；第三，令商人及其奴仆均负担徭役，使“农逸而商劳”；第四，“食贵，籴食不利”，使商人以高价向农民购买食粮而受损；第五，“壹山泽”，由国家对盐铁等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在这些措施中，又以重税和盐铁专卖为其主要内容。这些政策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商业资本的发展，巩固了秦国地主阶级政权，收到了“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的效果。在重农方面，商鞅认为力量决定着政治关系，而力量来自于耕战。“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要采取一切办法，把民引到农战轨道上来，办法的中枢就是一个“力”字。据此，商鞅提出采取各种重农的措施，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劫以刑”。就是说虽然农耕很苦，但是如果不务农将会受到比务农还要苦的刑罚，相形之下，务农就变为一件乐事；第二，“驱以赏”。把“赏”作为驱使民务农的一条鞭子，这又是一种特殊的思维方式。《农战》中提出，对于力耕者要赏以“官爵”。《去强》中提出“粟爵粟任”，即以粮食换官爵。《靳令》也提出“民有余粮，使民以粟出官爵。官爵必以其力，则农不怠”；第三，利用价格和税收来鼓励农耕。粮价便宜，货币就贵，这对商人和手工业者有利。《外内》说：“食贱则农贫，钱重则商富。”因此主张采取抑末政策。一方面限制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另一方面向工商业多征税，“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得”。作者认为采取这种办法，粮价就可以提高，农民就会安心农耕；第四，加强行政管理。《垦令》中提出了二十条重农措施，其中有些办法可以归入上边三项内容

中。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行政手段，例如，实行愚民政策，民愚则安农；取消技艺人员，也不准农民观看技艺，取消旅店，既限制了社会交往和人员流动，又逼使开店的人去从事生产；不准自由迁徙，不务农则无生路，等等。《商君书》之所以特别重农，还有一个重要的理论依据，即作者把粮食看成财富的主要标志。《去强》说：“国好生粟于境内，则金粟两生，仓府两实，国强。”从当时的情况看，农业是经济的主体，有了粮食就能生存，因此将粮食视为主要财富有其合理性。可以说，法家学派中商鞅最早提出了重农抑商的主张，而韩非则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了重农抑商的思想主张，并作了发挥。韩非在《五蠹》篇中，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蠹”之一。明确提出要“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趣（趋）本务而外末作”。这里，减少商工游食人数，是对商鞅抑商政策的继承，而使其“名卑”，亦即降低其社会政治地位，则是韩非的首创。韩非的思想得到了秦王羸政的认可，并得以实施。由上述可见，与儒家相比，法家的重农抑商思想更为激进。无论在政治理论还是政治实践上，法家都把重农抑商的思想贯彻始终。

3、《管子·轻重》的重农抑商思想

《轻重》主要是从商贾控制市场盘剥农民与君主争利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这一角度提出重农抑商的，采取的办法也主要从排斥商贾占有市场、剥夺商贾之利着手，而不是“贬黜商人政治、社会地位”。

4、从某种意义上说，战争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的根本原因 （1） 战争所需的物资短缺迫使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一方面，战争需要提供各种物资做保障，尤其需要大量农产品。史料中会经常出现这类记载，如大将军卫青击败匈奴后，“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馀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赋税既竭，犹不足以奉战士。”（《史记》P628）可见，除了人马死伤十几万，水陆运输也耗费诸多，就连府库的存钱和赋税收入也全部用完，还不够供给军队的需要，况且被俘虏的几万匈奴人也要靠国家供养。这对西汉政府来说非常困难，因此，发展农业势在必行。汉武帝统治时期，由于战争连绵不断，导致经济难以持续发展，至武帝末期，经济濒临崩溃，不少地方爆发了农民起义。另一方面，一个社会从事工商业人数的多少关键在于这个社会能提供多少剩余产品。当经济有所发展，农业剩余产品充足后，西

汉政府并没有去发展工商业，而是发动扩张领土的战争。战争消耗掉大量农产品，使社会不可能提供较多的剩余产品以供工商业者交易，社会生产以满足战争之需为首要目的，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受到制约。综上所述，西汉政府施行重农抑商的直接目的是为了增加粮食供给及财政收入，而其根本目的则是为了用增加的粮财收入进行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这种无休止的扩张领土的战争方是西汉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根本原因。

（2） 对土地财富的追求是西汉帝国扩张并发动战争的动力

西汉的对外战争主要是针对匈奴，匈奴作为一个日趋强大的游牧民族，早就窥视着中原的千里沃土，妄图扩张自己领土，不断进犯汉朝边境。汉初，因国力不够强大，采取了和亲政策，后来有了一定积蓄后才对匈奴进行讨伐，至武帝时，大兴土木，财物耗尽，不能满足战争的用度。这一时期，汉武帝发动的不是自卫战争，而是对外扩张领土的侵略战争。中国是个古老的农业大国，历代帝王都把土地看作天赐的财富，土地成了财富的象征。每当经过“休养生息”，社会安定之后，无一不表现出扩展领土的野心，并不断集中全国的人力、财力疯狂向外扩张，直到这种扩张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无法继续，而西汉就是一个领土不断扩张的时期，汉武帝正是通过对外战争逐步建立起强大的西汉帝国。在汉武帝统治期内，北平匈奴，南诛两越，东伐朝鲜，消灭羌、夷，吞并闽越，开拓了西南地区和东南地区，扩大了汉王朝的版图。西汉领土的扩张，是从主方位向外扩张，除了东方受到大海的限制无法扩张外，这些扩张战争消耗的财物自然是惊人的。从这些战争发生的时间看，都是在国家安定、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下进行的。例如，并两越，灭朝鲜正好发生在汉朝盛期，此时，由于与匈奴和亲，北方并无战事。可见，即使匈奴从未侵犯过西汉，汉朝也会主动发起扩张领土的战争。

（二）中国封建社会“重农抑商”思想的发展过程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生产工具的更新致使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一部分奴隶主有了富裕的劳动力和工具去开垦土地，这部分自主开垦的土地就成为了私人的生产资料，奴隶主就演化为地主，奴隶就转化为了农民。土地作为一种可以自己开垦、获得的东西，实际上也是一种商品，如果单纯按照这种模式发展不加抑制，在有了一定积累之后，商品经济很可能兴盛起来，中国可能最迟在汉代就会形成

像罗马一样的以大商人为主体的古典共和格局。 （1）从战国到宋代：重农抑商发展的自然过程

战国时期纷乱的社会局面及许许多多的改革措施造成了纵横捭阖的思想格局，辩士们来往于各国之间，靠口才投机取得高位，这实际上是商品贸易在思想领域内的反映。秦朝是第一个封建王朝，也是第一个实行重农抑商的王朝，其措施我们从上述商鞅的政策中可以看出。汉代实行盐铁专营，事实上，因为交通的不畅，如果实行私营，则很大程度上等同于割据，也就是说当时的客观条件并不足以支撑商营。需要注意的是，除了当前的潜在的商人和辩士，还有一个阶层就是脱离于二者之外、且位于二者之上的统治阶层，这样的阶层分布很容易形成财富、地位和门第的门槛，统治阶层可以完全不依靠地主的商业潜能而巩固统治，而商业还并没有发展并没有呈现出繁荣的景象、还不具有足够的能力超越农业，因此，这是重农抑商自然而然的形成过程，这一过程的重点在于“重农”。借古希腊的三次民主改革观之，这三次民主改革废除了财富、地域的不平等性和门第的差异，并且前后用了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但是中国的地域不平等性最早在元代才趋近于消失，而门第差距本在汉末已经式微，却由于九品中正制又延续了几百年，到唐代末期的牛李党争还有存在。宋朝是个羸弱的朝代，它因内忧外患不得不妥协于商人，这固然带来了经济的富庶，但因为政府沾染了商人的习性，在政治上必然是无为的，所以中国的传统大一统政治在宋代便告终结。宋代通过一系列分权的措施以及外患的抑制使得这个脱离于商人的统治阶层不得不完全的依靠地主——这一群潜在的商人，此后，自宋代开始，抑商渐渐的脱离出了时代的主题。

（2）从元代到清代：重农抑商发展的人为过程

元和清都是外来游牧民族，其集权体制和重农程度并不出于中国体制的影响，而是出于其原始政治的遗留，而明朝承上启下，受到元朝的影响，并继续影响了清朝。再谈到独立于商人之外的统治阶层，他们在这三代期间并没有消失，反而得到了加强，重农抑商的思想再度盛行，而因为此时商业的发展已经有了一定的突破，所以重农抑商政策不在一个相对自然的过程，而主要体现在“抑商”，具体的措施便有了隆重的人为色彩。例如明代的一条鞭法，放弃了累进税制，采取了近似于一刀切的比例税制，希图通过矫枉过正的措施，改变豪民逃税、小民不

堪重负的状况，希望改变农业的不堪现状并增收赋税，不料结果却事与愿违。再如清朝在全国设置关卡征收重税，雍正六年，皇帝令“通行直省各关，将各处现行征收则例，彻底清查，据实奏闻”。于是，各关监督奉旨奏报现行征收税则，户部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审议并重新颁发各关税则。在明清时期，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带，商品经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已然产生，商品经济超越农业效益的能力已然屯积足够，但是统治阶层仍然实行大力度的重农抑商政策，所以，从元代到清代是重农抑商的人为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