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探究
一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换句话说，即是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发展。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发展脉络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开创与奠基阶段；第二阶段（1988-1997）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基本理论特征及方法体系的建构阶段；第三阶段（1998年至今）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提升与创新阶段[1]. 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名称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它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当时中国台湾的学者。当时的台湾派出学生留洋学习，领略欧美比较文学的学术氛围，接触到大量的比较文学学术动态及前沿，率先掀起了中外文学比较的热潮。他们回来以后，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学研究方法之不足，于是就萌发了通过比较文学研究来讨论中国文学民族的特征和取得文学研究方法的突破的想法。
1971年7月，在台湾淡江大学召开的第一届国际比较文学会议上，朱立元、颜元叔、叶维廉等学者提出了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构想。与此同时，李达三、陈慧桦、古添洪等人，则致力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早期的理论催生和宣传。随后古添洪、陈1垦拓在台湾》的序言中，明确提出：“援用西方文学理论与方法并加以考验、调整以用之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中国派的特点。”[2]
这段话可算是关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较早的文字说明。
李达三的论文《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则指出了中国学派所要努力的三个目标，进一步宣告和强化了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的正式建立。后来，他在文章中又分析了当时大陆、台湾和香港的比较文学研究现状，也促进了中国学派的理论建设[1].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的老一辈学者对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发展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积极呼吁和主张创建“中国学派”.季羡林1982年在《比较文学译文集》的序言中就曾指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必然能被建立并日益发展起来。同年，严绍璗也提出：“目前，当比较文学研究在我国文学研究领域里兴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在继承世界比较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具有东方民族特色的‘中国学派'.”[3]
1983年6月，在天津召开的新中国第一次比较文学学术会议上，朱维之做了题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回顾与展望》的报告：“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形成（不是建立）已经有了长远的源流，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成绩，颇具特色，而且兼有法、美、苏学派的特点。因此，中国学派绝不是欧美学派的尾巴或补充。”[4]
第二年，卢康华、孙景尧在《比较文学导论》中又讨论了如何建立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同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朱维之、方重、唐弢、杨周翰等人认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应该保持不同于西方的民族特点和独立风貌。
1985年，黄宝生发表了《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读〈中国比较文学〉创刊》，认为《中国比较文学》创刊号上多篇讨论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论文标志着大陆对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探讨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
到20世纪90年代，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再度成为广大中青年比较文学学者关注的焦点和热门话题，中国比较文学理论产生了新的蜕变，中国学派也掀起了一个理论体系建构的高潮，进入了学科理论与学派建设快速进展的成熟期。乐黛云、饶芃子、陈惇、孙景尧、曹顺庆、谢天振等一大批学者，在他们的论文、专着、教材和各种相关学术实践活动中，从不同角度及层面进行研究，致力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研究与建构。
学者们对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探索，集中于梳理比较文学学科史，开创比较文学理论范式。其中，以曹顺庆为代表的西南学者群发展了中西比较诗学、跨文明和变异学等比较文学新理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前沿建设[5]. 二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中西比较诗学萌芽较早、研究深广且独树一帜，开拓者先后有王国维、裘廷梁、蔡元培、鲁迅、梁宗岱、宗白华、朱光潜、钱钟书等人。 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成熟期里，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标志着“中西比较诗学”作为一门学科在大陆 正 式 确 立[5]. 而 王 晓 路 的 《中 西 诗 学 对话---英语世界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面对中西诗学交流中“以西释中”主流的不对等状况，打破了这种不平衡的观照关系与流向，力图与西方文论展开平等对话。而刘介民在《中国比较诗学》中则提出“重建中国比较诗学”,并直言其根本动力在于“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自身要求”[6].杨乃乔着有《东西方比较诗学：悖立与整合》，也立足于文化诗学的本体论高度或者说文化诗学的本源，对中国与西方各自传统文化诗学的宏阔场域进行了种种比照，并同时意图打破传统中西比较诗学范畴的某些研究方式，对中西比较诗学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之外，饶芃子的《比较诗学》也研究了理论探索、中西戏剧、海外华文文学等许多重要问题。赖干坚的《二十世纪中西比较诗学》则探讨了“中西诗学的融汇如何推动中国诗学的现代化”的问题，还包括一些“文艺思潮和理论流派的渊源流变”等重要内容的探讨[7].而后，面对全球化冲击以及中国文论的“失语”现象，曹顺庆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史》从学科史层面，较为清晰地梳理了中西比较诗学的萌芽期、前学科期、学科创立以及港台和海外汉学界中西比较诗学的研究概况，而且还针对中国文论失语、中西文明交流与
碰撞、全球化语境等比较诗学的研究困境，提出了“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中西平等对话”“跨文明研究”等有着重要意义的路径。
在多元文化并置的新世纪背景下，中国比较文学跨国度研究牵涉的既有同质文化的对象，也有异质文化的对象，因而比较文学的跨文化研究成为大势所趋。毫无疑问，这种跨文化研究是异质文化间的比较研究，即属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比较。
随着中国学者把异质的中国文化引入原先作为核心的西方文化圈，比较文学出现了如叶维廉所说的中西“文化模子”的冲突。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建立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中国学派主张，以此对应国际比较文学界的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进一步弘扬东方文化的风格与意义，进而打破“西方中心”“欧洲中心”的传统。曹顺庆还于1995年进一步指出，跨文化研究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
这里，跨文化研究专指跨越中西异质文化，是中国学派区别于法、美学派的最基本的学术特征[8].不过，由于“文化”一词的概念所涉范围太过复杂，尽管曹顺庆一再强调“跨文化”是“跨异质文化”,但仍未能防止许多学者相关误解的产生。故而，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七届年会上，曹顺庆又建议将“跨文化”改为“跨文明”,更清晰地划定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边界和范围，指出传统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基础是“求同”,而“跨文明”研究所关注的是不同文明之间文学的交流和对话，而交流和对话的前提即是二者的差异。“跨文明”研究的意义，即在于它突出了比较文学中的“对话性”. 三
比较文学变异学是中国学派的又一个重要理论收获。针对跨异质文明语境下的文学变异状态，曹顺庆于2005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变异学研究概念。
变异学重新规范了影响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以古今中外文学横向交流所带来的文学变异实践为支持，同时也紧密结合当今比较文学跨文明研究所强调的异质性探讨[9].聚焦于跨越性、文学性与异质性等特点，变异学的研究范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跨国跨民族变异学、跨语言变异学、跨文化变异学与跨文明变异学。
变异学的优势主要表现在既重视了文学横向交流比较中的文学变异现象，又凸显和观照了不同文明圈中文学与文化的异质性与变异性。这不仅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论而建立多样化文化生态，而且其展现出的既求“异”又求“同”的研究目标，与目前各学科发展的后现代趋势更为契合。变异学进一步确定了比较文学学科跨越的基本特征，聚焦于不同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的变异现象，不仅有助于发现人类文化的互补性，甚而可能找到通往文化理解不同的重要途径[10].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