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与现实的纠缠 ——电影《记忆大师》的叙事艺术
袁振宁 张 赛
【期刊名称】电影评介 【年(卷),期】2017(000)018 【总页数】3
《记忆大师》延续了《催眠大师》的叙事特点,在有限的时空设置内完成故事前史的交待以及现实中的发展。相较于《催眠大师》而言,《记忆大师》的叙事特点更为显著,在故事的主控思想上表现出对“家暴”这一社会问题的反思,在悬念设置上更为灵活,在人物塑造上层次感更加鲜明。
一、“家暴”问题的折射与反思
关于影片故事的主题,罗伯特·麦基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一个真正的主题并不是一个词,而是一个句子——一个能够表达故事的不可磨灭的意义的明白而连贯的句子。”[1]与此相适应的是,他用“主控思想”一词代替了“主题”。这是因为,“主控思想”不仅具有“主题”阐明故事中心思想的功能,而且对故事的审美选择具有导向性的作用。
影片《记忆大师》故事的主控思想为:随着直接和间接伤害的不断累积,家暴问题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而是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围绕着这一主控思想,沈汉强所有的行动都有了合理的解释和说明。正是因为一次次目睹父亲对母亲的拳脚相向,才使得年少的沈国强对父亲有了很深的怨恨,而母亲的一再忍让则使得这种怨恨达到了顶峰,于是他选择了不惜亲手结束母亲的生命这一极端的方式来“解救”母亲。年少的记忆就如同梦魇一般在沈国强的心理留下了阴影,他对“父亲家暴”有着天然的厌恶,对深处家暴中心的“母
亲”李慧兰有着莫名的同情,才会下意识地帮助孩子和母亲摆脱父亲的拳脚,内心的阴暗面却是被李慧兰所谓的“家庭观念”和恶语相向彻底激发出来,亲手杀死了自己曾试图解救的“同类人”,甚至是产生了“替她高兴”的感觉。李小芸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为沈汉强童年的观照。李慧兰离家出走,李航企图通过李小芸知道她的下落,李小芸却说:“你管她去哪儿了?就算死了,也比和你在一起好。”母亲惨死,李小芸第一反应是——“是不是爸爸干的?”她理智地劝说沈汉强离开,冷漠对待邻居的关心。透过李小芸,观众可以感知到家暴对沈汉强人性的扭曲的强烈影响,孩子对父亲的崇拜与爱意在一次又一次的拳脚相向中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满腔的恨意与怨念。
根据罗伯特·麦基的观点,主控思想之所以对故事的审美选择具有导向作用,是因为它通常是由价值和原因两部分组成的。所谓的价值指的具有正面或者负面性质的首要价值,它是与故事最后动作的结果息息相关的;原因是指主人公的生活和世界何以转化为最后的正面或者负面价值的首要原因。[2]回归影片本身,在故事最后的场景高潮中,沈汉强为掩饰自己的罪行企图杀死江丰,却是受到“重新加载到脑海中的江丰记忆”所影响,沈汉强透过江丰的记忆看到与妻子之间的美好爱情,而这正是他潜意识里最殷切的希望与渴求,也是他在现实生活中从未有过的体验。因此他选择了束手就擒。沈汉强的这一行为选择使得影片的价值从负面性质转向了正面性质。从影片故事的结尾回溯到开始,观众不难发现:如果说“家暴”是沈汉强所有犯罪行为的支撑点,那么“情感的救赎”则是他放弃继续犯罪的原因。
家暴究竟是社会问题还是家庭问题,这是导演陈正道在电影《记忆大师》中所要探讨的。在碎片化的记忆片段中,导演一次次地将镜头对准正在实施家庭暴
力的“父亲”以及正在承受家庭暴力的“母亲”,甚至是默默流泪的无辜的受害者——“孩子”,赤裸裸地将家暴画面展现出来。额头上的伤口、被扯着的头发以及孩子眼角的泪水,无一不在提醒着观众:家暴究竟是社会问题还是家庭问题?伤痕累累的母亲、面目可憎的父亲以及受到惊吓的孩子,无一不是对家暴现象的拷问:在今天的文明社会,家暴和犯罪究竟有没有明确的界线?当然,导演借助于悬疑片的“外衣”讲述一个社会性质的主题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冒险的选择,尽管导演一再强调沈汉强这一角色动机为“家暴”,但是从观众的观感体验来说,《记忆大师》首先是作为悬疑推理片存在的。也就是说,观众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会过分注重推理的全过程,企图在影片的镜头表现中窥探出凶杀案真正的凶手,而忽视了对影片的主控思想的接受和反思。从这个角度上看,《记忆大师》企图同类型化的电影模式表现出深刻的社会化主题,显然是有些欠缺的。
二、 情节线索的控制与悬念设置
悬念的本质,从叙述者的层面来说,是对信息的控制,即作为讲述的主体借用何种方式将情节信息、故事线索在何时传递给叙事的接受者,这也就意味着悬念的设置与情节线索的展现有着密切的联系。《记忆大师》的核心故事情节很简单:江丰因意外被载入一段杀人犯的记忆,进而借助于碎片化的记忆片段成功抓住杀人犯的故事。以核心故事情节为连接点,影片串联起三个时空,分别是记忆被重新加载后的现在时空、沈汉强第二次杀人的过去时空以及沈汉强弑母的过去之过去的时空。导演试图在现实(现在时空)与记忆(过去时空、过去之过去时空)的双线推进中为观众呈现出不一样的“悬疑故事”,在“多重插叙”中意识到凶杀真正的动机。那么,如何在情节线索的展现中完成悬念的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