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英语的学生肯定比那些不能去的学生具有很大优势,但是很多学生支付不起那笔费用。有些学生走向另一极端:他们认为可以借助词典在家自学。如果你认为英语中的每一个词在另一语言中都有完全对等的词,那就错了,反之亦然。通过翻译法来给学生讲解口语的自然形式是不可能的,更不要说做到语音、语调地道了。 4 现在大量的教学活动还是建立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行为主义者热衷于让学生复述短语,不断做一些只需更换句中某个词的练习。假如我们是鹦鹉或黑猩猩,那这些方法或许能奏效,可惜我们不是,这似乎让很多理论家引以为憾,否则他们提出的那些方法用起来就会容易得多了。
5 我个人认为,假如没有兴趣,任何人都不可能学好英语或其它任何语言。与鹦鹉或黑猩猩不同,人类不会无缘无故地发出噪音,除非他们明白这些声音是什么意思,并且能将其与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值得牢记的是:语言是一种交际手段,人们在母语中怎么说怎么写,用另一种语言表达时也大同小异。因此,人们所听所读的不应该是程式化的东西,听的读的材料必须真实自
然。
6 还有一个相关的问题值得一提:在交际时我们需要有交谈或倾听的对象。在学习较生疏的内容时,如果身边的其他学生能和我们在中一起学习,一起练习那些陌生的语言形式,用真实的语言去谈论真实的生活,那一定会受益匪浅。
回忆的时节
莎伦·赖特
1 一个温暖宜人的夏日午后,在一棵松树下,我坐在一张旧毯子上与母亲聊天。我们来这个公园进行家庭野餐和聚会,已有很多年了,而且我和母亲经常会坐在这同一个地方。
2 近年来,我们一般只是谈谈生活,但有时也回忆起我的童年往事。比如我十三岁那年,第一次约会后,妈妈将我带到树下这个地方,给我讲解生理知识。又如几年以后,我的发型在高中毕业舞会显得不太合时宜,母亲让我在她怀中哭泣。但在这树下发生的最特别的事情,是我告诉母亲我要结婚了,当时她热泪盈眶。这次是她在我的怀里哭了。她说她很伤心,因为不再拥有那个小女孩,但她也很高兴看到我出落得成熟漂亮。 3 年复一年,我们看着公园里的松树长得巍峨挺拔,直至高耸入云。松树年年增高,我们之
间的关系也越发密切,对彼此的爱也越发深厚。
4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母亲和我静静坐着,呼吸着新剪的草散发出的清香。她的神情异常严肃,出乎意料地问我道:“我死了以后,你会带谁来?”
5 我皱起了眉头,狐疑地看了她一眼,然后微微笑了。过了一会儿,她还没有回以微笑,我开始纳闷她为什么会提出这样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母亲捡起一片草叶,开始用指甲将它划成碎片。我非常了解母亲的各种习惯,这个动作表明她有心事。
6 有好几分钟的时间,我们静静地坐着,整理着自己的思绪。附近,几只蓝背樫鸟在嘎嘎叫着;头顶,一架飞机飞过,但这些并没有消除我们之间的尴尬。最后,我伸出手,握住了妈妈的手,“妈,什么事都可以跟我说的,”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应付,就像以前一样。” 7 她凝视着我的脸,眼里噙着泪水,眼泪顺着苍白得吓人的脸颊流了下来。她还没开口,我就知道了:母亲将不久于人世了。
8 我紧紧地抱着她,听她诉说:她的心脏病越来越严重了,已经无药可救了。我想这个情况我已经知道一段时间了,只是一直不愿面对。她的心脏病已经发作了好几次,几年前还做过开心手术。但有一点我一无所知,而且她也一
直瞒着我,那就是她的情况毫无好转。我们讨论了一下她的治疗方案,其实也是寥寥无几。我们哭了,拥抱在一起,只愿能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9 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天以后没多久母亲就去世了,那时我的儿子们还没有出世。我仍然到公园来,不过现在是带着我的儿子们。我仍然会坐在那棵茁壮的松树下,坐在旧毛毯上,跟孩子们说起家庭野餐、聚会和他们没见过的外婆。就像妈妈当年对我一样,我会谈论他们年少时的滑稽举动,表扬他们长大后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来到这个特别的地方来编织属于自己的回忆——我知道,这些回忆一定会令母亲自豪地微笑。 10 不久前,大儿子要我去公园,他有话跟我说。我们去了,坐在我们的树下。他嗯嗯呀呀了好几分钟,终于告诉我他要结婚了。我流下了快乐的泪水,儿子拥抱着我,他的拥抱可是难得又特别的。我告诉他我是多么地为他的成长而骄傲。 11 在那个凉爽的四月午后,沐浴在阳光中,呼吸着新剪的青草味道,我坐在那里,觉得自己回到了原地,就在这棵巨大的松树下。我把儿子揽在怀中,为他感到高兴,我知道,多年前当我告诉母亲我要结婚时,她也一样为我高兴。
12 从儿子的肩膀上方望去,我看到了几株最近新种的松苗。我想,当这些树长得高大挺拔之时,我的家人的生命也会跟它们一起延续不息吗?我希望我也能跟我的孙儿们分享这个地方。 13 头顶的树枝在微风中摇曳,我听到耳语般的声音:“我死了以后你会带谁来?”那是母亲的声音,我将儿子搂得更紧了。
医生的儿子
(哈罗德·埃普利、罗谢尔·梅兰德合写)
1 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我的父母亲搬到了佛蒙特州。我那温文而雅的父亲在一个名叫伊诺斯堡的小镇上毫不张扬地开业行医了。很快,当地人就把他当成了自己人。在佛蒙特州的小镇上,消息传播得很快。人们分得清谁是好人。邻居们都称我的父亲为“埃普利医生”。我很快意识到,只要我住在伊诺斯堡,我就永远是“埃普利医生的儿子”。
2 入学的第一天,同学们就簇拥着我,因为我是医生的儿子。“要是你多少有点像你父亲的话,你就会是个聪明的孩子。”我的一年级老师这么说。我不禁喜形于色。
3 可是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事情起了变化。我都十六岁了,邻居们还是称呼我“埃普利医生的儿子”。他们说我长大了一定会是一个可敬又勤劳的年轻人,会像我父亲那样过着体面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