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的语言生态观与语言生态危机
1 问题的提出
近 20 年来，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语言学家、教育学家、语言规划工作者疾呼: 人类语言生态严重恶化，大量语言濒危，尤其是土着语言消失速度在加快; 全球语系、语族、语支、语种及其变体关系失衡，大语种越来越大，小语种则越来越小，通用语越来越通行，地区方言越来越孤岛化，人类语言的万家灯火逐一熄灭; 有人预言: 本世纪末，现有语言十之八九将不复存在; 有人高唱: 五洲同音，四海同语，天地同歌，同一个世界，同一种语言，重现巴别塔语，指日可待。
其实不然。人以语言为家园，以文化为根基，以信仰为寄托。
语以载文，文以化人，信以传承。语之不存，文之安乎? 文之不存，信以安乎? 语言灭则文化灭，文化灭则信仰灭，信仰灭则人类灭。
语言是生命体。语言生态、语言生活、语言生命、语言生机，其中生态、生活、生命、生机系隐喻，隐喻是人类的思维工具、概念的主要载体、意义的传递手段。语言生态概念衍生自生物生态概念。生物，生命之物。生态是众生之态，单体独身不成系统，稀物寡种更无法形成态势。
人类语言的失态，如同生物失态，弃之不回，去之不归。
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 即熵增定律) 表明，自然界存在着不可逆热力过程，具体表现为从有序走向无序，而且不可能自动复原为初始状，守恒只是理想而非现实。按照热力学第一定律，人类语言种类的数量可以发生变化，但能量保持不变，其结果强者愈强，弱者愈弱，能量由弱者传导至强者并被其吸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和第三定律，生态变化过程是一种能量耗散过程，生物的消失意味着多样性生态系统的失衡，语言种类的减少意味着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系统的耗散，文化多样性的衰弱耗散意味着人类知识库的耗散，尤其是人类的地域性非物质表达形式的消失，其后果是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灾难。热力学三定律不仅对自然生态的发展而且对语言生态的变化结果有着深刻昭示意义，同时要求语言规划工作者更深入地考察人类自然语言的生态实况。
那么，人类语言生态的实况究竟如何? 人类语言多样性系统是否面临危机?
2 语言生态观
2． 1 语言生态观
生态学是一门研究有机体之间关系以及有机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关系的学科。语言生态观是指以生态学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和研究语言系统、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以及语言与其所处环境之间的关系。语言生态研究涉及语言学和生态学两大领域，具有跨域性交叉研究的属性。
以有机生命的生态观看待语言和语言生活由来已久，历史上不少学者早已洞察到自然语言所具有的有机生命形态属性，尤其关注语系及语族成员之间的同源关系。例如，Humboldt( 1997) 认为，所有语言都是有机体，语言是人类的天赋属物，具有有机生命的属性。Schleicher( 2008) 认为语言有机体与自然有机体有诸多相似点，语言所遵循的发展规律与生物的路径非常相似。他在 1863 年发表的《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文中宣称，他的语言理论符合进化论的观点。他还采用了生物学对植物分类的方法来研究语言的历史亲属关系。Schleicher 的研究表明，印欧语系的谱系图所反映的历史亲属关系与植物群有着十分相似的生态规律。Chomsky 在其半个世纪以来的着述和演讲中始终将自然语言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心脑机制，将人类语言能力尤其是儿童语言习得机制视为人类特有的生物禀赋，将人类认知系统中专司语言知识及其运用的系统视为以基因为载体的语言器官( 见梅德明，2008) 。
2． 2 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
语言生态观是将语言环境视同生物环境的一种隐喻类比。
按照生物学的观点，维系生物系统长期稳定的要素是多样性生态环境。换言之，多样性生态系统是生物系统的基石，自然界生物的多样性不仅直接影响着而且还决定着生物系统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如果我们依循生态观的思路，借用生物多样性的词语，对人类语言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进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语言生态观的隐喻意义具有现实性。Baker( 2001: 279-283)高度评价了人类语言和
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多样性改善了人类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进而也促进了人类的进步。
语言生态观念由来已久。Voegelin 等人( 1967) 曾提到语言生态这一概念，但首次正式使用语言生态一词的是 Hau-gen。1970 年 8 月的一次报告中 Haugen 将语言与环境之间相互关系比作动植物物种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并提出了语言生态的概念。Haugen 的语言生态概念主要是指特定语言与所在族群、社会、文化以及地理环境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生存发展状态。两年后，Haugen( 1972) 以专文阐述了语言生态，特别强调了语言与其生存环境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语言在环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他列出了一系列与语言生态相关的问题，如语言使用者、语言的语域、语言的变体、书面语、语种关系、语言的支持和类型等。Haugen 认为语言生态表述还仅仅是个隐喻，语言和有机生物之间虽然存在着诸多相似处，这种相关性有借鉴意义，但不能过分强调。他同时也指出，语言生态既是心理学意义上的生态，同时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生态，这种生态主要是由语言的使用者、学习者和传播者决定的。
Haugen 将语言生态学定义为具体语言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语言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和心理影响，以及这些影响对语言自身所产生的影响。Haugen( 1987) 在讨论双语教育与语言规划时，用生态隐喻阐述了语言生态多样性与社会生态多样性的关系。
Fill ＆ Mühlhusler( 2001) 认识到生态隐喻的借鉴作用，指出生态隐喻可以加深我们对某一生态环境中居住者多样性以及居住者相互关系的理解，加深对保持和促进生态系统多样性要素的理解。Creese ＆ Martin( 2003) 认为语言生态观是一种关注多种要素之间关系的理念，持语言生态观者注重调查各语言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说话者之间的关系、语言与该语言所处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Harmon( 2002) 的研究表明，生物多样性 与 语 言 及 文 化 多 样 性 有 很 高 的 相 关 性。根 据 Maf( 2001) 、Skutnabb-Kangas 等( 2003) 学者的研究，这种相关性具有双向致因属性，即生物多样性和语言文化多样性表现为相互促进、共同进化。
Hornberger( 2002，2003) 集中关注语言生态隐喻的三个关键要素: 语言进化、语言环境和语言濒危。她指出，语言如同其他物种一样，在与其他语言的相互关系中，在其生存环境中，会经历一个
进化、生长、变化、生存和死亡的过程，如同物种一样，语言也会濒危灭绝。在她看来，语言生态学的研究对增强濒危语言的活力，甚至对复兴濒危语言，能起到积极的作用。Horn-berger 认为，语言应该被视为在生态系统中的生命体，在其赖以生存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文化环境中与其他语言共存发展( 2003) 。Hornberger( 2002) 将语言生态观延伸到语言规划领域，指出语言生态隐喻直接影响着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直接影响政策制定者和教育工作者是否重视多语言政策的实施。
在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领域采用语言生态观，其重要意义在于保护和发展语言和文化。
徐佳在其博士论文( 2010) 中指出，语言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之间的关系已成为众多生态语言学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问题;Oviedo ＆ Maffi 研究了全球数百个生态区的土着族群、传统民族的语言状况和生物生态状况，结果表明，生物多样性程度高的地区，语言多样化程度也高，二者存在地理相关性; Nettle 对西非地区的语言分布进行了研究，发现越接近赤道地区，语言的数量就越多; Glausisz 发现，雨季的长短与语言数量直接相关; Smith 对墨西哥北部土着美洲族群的研究也证明，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2． 3 语言生态的自然性与社会性思考
语言生态环境是由语言使用的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相关语言的语际关系，以及语言使用人群的情感态度三方面构成的复杂体。语言生态系统最显着的特征就是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语言的种类多样性和动态平衡性相互制约、相互影响，促进了语言生态系统的相对稳定。
有些语言学家试图从纯粹的生态学角度证明生物的多样性与语言的多样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 affi，2000: 175-190; Ｒobins ＆ Uhlenbeck，1991) 在对土语和小语种进行田野调查的过程中，逐渐对这些语言在日益深化的社会、政治、经济变化中的前景表示担忧，他们向世人警示: 人类语言的多样性受到空前的破坏，人类语言的生态系统越来越脆弱。
到了 90 年代，随着世界上各种语言资料的积累，欧洲、美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都传出同一个消息: 世界上的土语和小语
种正在以惊人而且越来越快的速度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为数不多的几种不断扩张的主要语言( Grimes，2000; Skutnabb-Kan-gas，2000) 。美国《语言》杂志 1992 年第 1 期发表了一组关于濒危语言问题的重要论文，包括 Krauss 的处于危机中的世界语言和 Hale 的语言濒危和语言多样性的人类价值，这些文章进一步引发了学界对语言濒危问题的关注。不少学者惊呼:语言正在消失，到 21 世纪末，全球现有 6，000 多种语言的半数将不复存在，而数量更多的方言也将成为历史。也有学者更为悲观地指出，百年之内将有 90% 的语言成为人类的绝唱( Krauss，1992: 4-10; Krauss，1998: 9-21; May，2004) 。
Crystal( 1997) 在其主编的《剑桥语言百科全书》中告诫世人，人类语言消失的速度十分惊人，一个世纪前巴西境内有 1，000 种印第安语，现已仅存 200 种。全世界 6，000 多种语言中有四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已不足 1，000 人，二分之一语言的母语人数不足10，000人，这些语言中的绝大多数在 50 年内将不复存在，只有 1，000 种语言可进入 22 世纪。
我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极其丰富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的语言生态也不容乐观。我国的语言在谱系上分属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印欧语系以及多源混合语类，从类型上可分为屈折语、粘着语和分析语三种。我国在秦统一全国之前有上万个诸侯国，其时的社会语言状况可谓文字异型、言语异声。自秦实行书同文、路同轨政策之后，因各种原因大部分语言或被融合，或被替代，或自行消亡，如鲜卑语、契丹语、西夏语等曾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语言早已不复存在。
根据孙宏开、胡增益、黄行( 2008) 主编的《中国的语言》，时至今日，我国仅存语言129 种，文字60 多种，其中20 多种语言使用人口不足千人。从发展趋势看，有的语言分化了，如蒙古语; 有的语言缩小了使用范围，如仡佬语; 有的语言正趋于消亡，如满语。
所以，全球普遍存在的语言生态危机在我国也同样存在。我国少数民族语言中，使用人口在10 万以下的非安全语言多达99种，约占我国语言总数的77%，其中，有20 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人口已不足千人，这些语种濒临灭绝已是不争的事实。
我国的满语正在彻底退出实际的日常交际。满族在清代作为一
大数据时代的语言生态观与语言生态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