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论讲义（提纲）
第一讲 绪论：中国文论概况
一、
文论（文学理论）的产生
人用文学和艺术来表现，用批评和理论来解释。 刘若愚说：“所有文学和艺术试图表现不可表现者，所有的文学和艺术理论也试图解释不可解释者。”（《中国文学理论》5页） 文学先于文论产生和发展。
文学产生并且有了相当的发展以后，要整理，于是出现了文论，就是对于文学的评论、批评。 整理，一面可以看出文学和其他学术（非文学）的不同，一面可以看出文学作品本身的“本同而末异”。
批评就得有眼光，有标准。于是为批评的批评——批评的理论产生了。批评的理论可以指导批评，同时对作家也有借鉴。于是，批评变得有力量、有价值、有意义。
二、文论的演变
中国古代文论的发生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
一是文学观念演进期（从先秦到南北朝，上古期，约2600年）； 一是文学观念复古期（从隋唐到宋，中古期，约700年）； 一是文学观念完成期（从元到清，近古期，约700年）。 上古期，论文的风气偏于“文”，重在从形式上去认识文学； 中古期论文的风气偏于“质”，重在从内容上去认识文学；
后一时期，是批评家试图建立一种完善的批评理论，使得批评言之有据，所以谓之完成期。 这是一个大概的轮廓。可以再说详细一些。
1、文学观念演进期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先秦为一期， 两汉为一期，
魏晋南北朝为一期。 先秦时所谓“文学”，是广义的文学观念，也是最初期的文学观念。当时的“文学”是和学术不分的，文学兼有“文章”和“博学”两重含义。 孔子讲“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文，莫（大约）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论语》1-6、7-33）文，文献。 到了两汉，“文”和“学”分开来讲了。
人们把属于词章一类的作品（讲究形式与修辞）称之为“文”或“文章”，把含有学术意义的作品，称为“学”或“文学”。 班固批评屈原“露才扬己”“以离（罹，遭受）谗贼”，但“其文弘博丽雅，为辞赋宗”。（《汉书艺文志》）虽说“文学”一词与今天的含义不同，但毕竟汉人对“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
到魏晋南北朝，人们对“文学”认识得更清了。 他们把学术分为“经学”、“史学”、“玄学”和“文学”数种。文学的含义与今相同。 更进一步，他们把文学再细分为“文”与“笔”两类； “文”是指情感的、美感的文学， “笔”是指理智的、应用的文学。
1
即今人的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可以看出文学观念的演进。 2、 文学观念复古期也分为两个阶段： 隋唐五代为第一期，
宋（主要是北宋）为第二期。
第一期尤其是唐人，批评六朝的“浮靡”文风，取消“文”、“笔”之分，反对骈俪，看轻讲藻饰、音节而言之无物的文章，以“笔”为“文”，重在内容，主张文以明道，标榜他们所作是以古圣贤为法的“古文”。所以态度是复古的。 如陈子昂“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李白《古风其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唐人主张明道，结果还是偏于学文； 到了北宋道学家那里，才完全重道轻文，主张文以载道，为道而作文，不是以“笔”为“文”，简直是以“学”为“文”。
所以到第二期又取消了汉代“学（文学）”与“文（文章）”的分别，“文章”和“博学”又合而为一了。这两个时期为文学观念复古期。 3、完成期分三个时期：
第一期，南宋元金，是“明而未融”的时期。 第二期，明代，学风偏于文艺，批评偏于纯艺术，“空疏不学”成为时代病。 第三期，清代，学风与明代相反，不是偏胜，而是集大成。
清代学术的特殊在于，没有自己一代的特点，而兼有以前各代的特点。如文学上，周秦以子称，楚人以骚称，汉人以赋称，魏晋六朝以骈文称，唐人以诗称，宋人以词称，元人以曲称，明人以小说、戏曲称，清人没有此外的特殊文学，却也没有一种不成为清代的文学。清代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以前所有论诗论文的种种主张，清人没有不加以演绎而申述之的。清代可谓文论极为发达的时代。
再之，清代学术有它特殊的风气，就是不喜空论，犹重实验。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是一般学者持守的信条。
三、中国古代文论的特点 1、批评文本的文学化
中国古代文论从先秦的子书，到汉代的序跋、书信等都具有文学化倾向。魏晋南北朝更是批评文本的彻底文学化，刘勰的《文心雕龙》是骈体文、陆机的《文赋》是赋体。唐代流行的是以诗论诗，杜甫《戏为六绝句》、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宋代诗话大盛，欧阳修《六一诗话》开其风、严羽《沧浪诗话》收其尾。明清流行小说、戏曲的点评，李贽、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是代表人物。 2、批评方式（话语）的诗性化
如比兴的方式。人类最基本的思维方式。《诗经》中常用的创作方法。古人论理时也常用此法。
如《论语》中“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君子不器”、“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老子》中“上善若水”、“三十辅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11）。 《孟子》中“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庄子》中“庄周梦蝶”、河伯与海若的对话等。 骈偶的形式。由自然之道启发的思维形式。 刘勰说，“造化赋形，支（肢）体必双”、“高下相须，自然成对”（《丽辞》）。
2
皋陶：“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益：“满招损，谦受益。”所以，骈偶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更是一种自然精神的美学体现。 刘勰《文心雕龙》、陆机《文赋》、曹丕《典论论文》是这方面的代表。 3、批评文体的泛体化
即先秦的序、跋，汉代的书信，唐的以诗论诗，宋的诗话，明清的点评等。无定体，而无所不体。
四、 中国古代文论史的研究及著作
最早的文论史著作应是1925年出版（东京弘文堂）的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的《支那诗论史》（包括《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三篇长篇论文）。此书主要集中在诗论方面，很不完备。
1927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出版。时任（1921—1924）东南大学国文系教授的陈中凡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故”。
所谓科学的方法即由西方接受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 七年后，1934年，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商务印书馆）、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世界书局）、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人文书店）相继出版。 1943年，罗根泽的《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出版。1944年，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明书店）、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出版。
这几部著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和基本构架。 尤其是郭绍虞的治学方法特别值得研究与借鉴。首先，把材料的搜集与观念的确立结合起来；其次，把文论现象与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结合起来；再次，特别注重汉语言文字的特性与中国文学之关系。 参考教材：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张少康主编《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李建中主编《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 刘若愚（美）《中国文学理论》（杜国清译）（1975年出版，1980年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2007年9月2日 2009年5月6日 2011年2月21日
3
第二讲 先秦文论概况
一、先秦文化思想对文论的影响。
先秦指夏（前2070—1600）到秦（前221—206）统一二千年的时间。
先秦文化思想指周初到战国末期（前11世纪到前3世纪）近800多年形成的文化思想。周代的礼乐思想和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
先秦的“文学”概念还属于广义的文学范畴，没有从文化、艺术里分离出来；这时的文论思想散见于经书和子书中，呈片段、零星状，不成系统。
周代的文化思想主要指礼和乐。礼乐作为一种文化思想和礼仪制度，强调秩序与友爱，是用来调和不同阶级以及阶级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护社会稳定，加强阶级统治的。 《周礼》：“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这种关于乐礼功能的认识就属于文艺批评的范畴。上古时期，乐的概念并不单指音乐，还包括诗和舞，诗、乐、舞三位一体。最初，乐占主导地位。后来，诗逐渐取代乐占据了中心地位。
《左传》记载的季札（吴王诸樊的弟弟）观乐（鲁襄公29年，公元前544年，孔子7岁），对于乐与政治关系的评论（乐是现实政治的反映）是中国批评史上第一篇比较完整的文学评论。听了《周南》、《召南》，说：“美哉！始基（教化开始奠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郑》：“美哉！其细（音节琐碎）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观《大武》：“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
后来，周室式微，礼乐崩坏，引起后世诸子对以乐为主的文艺的不同评价。 孔子是周文化的继承者。他的理想是“克己复礼”。但是，孔子的“礼”与周礼略有不同。后者主张“礼不下庶人”，前者强调“齐之以礼”。孔子对礼、乐、诗都非常重视，认为是培养君子的人格（“文质彬彬”），稳定社会秩序的重要手段。他对诗的特性与作用（“兴、观、群、怨”）有生动的论述，对后世文艺观有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孟子继孔子之后，提出“与民同乐”的思想，阐述了文艺审美性质的心理基础。
老子虽然没有直接谈乐，但基于“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社会现实，主张剔除“文化”，使人“复归于婴儿”。他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绝仁弃义，民复孝慈。” 墨家主张“非乐”。认为统治者喜好音乐，浪费财物，加重人民的负担，导致国家的灭亡。这是对的。但是墨子把文艺活动仅仅看作娱乐，所谓“乐以为乐也”，显然太狭隘。他不了解文艺活动在社会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所以，荀子批评他“蔽于用而不知文”。 韩非子认为文艺对社会秩序有破坏作用。他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文学非所用，用之则乱法”。又说，只要统治者以法治国，也可以“毕弋驰骋，撞钟舞女”。又不否认文艺的娱乐功能。 可以看出，先秦诸子对于文艺的大致态度。儒家对诗乐格外重视，尤其看重文艺的教化作用；墨、道从社会下层利益出发，否定文艺的积极意义，主张取消文艺；法家站在服务并取悦于统治者的立场，只承认文艺的娱乐功能。 二、先秦文论成就 1、文学观念的萌芽
2、以儒家诗论为核心的文论思想的初步形成 3、诗言志——中国古代文论的开山纲领 三、《尚书·尧典》中的文学观 1、《尚书》简介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史书，主要是记言的（《春秋》是记事的），是虞、夏、商、周几个王朝（2000多年）的历史文献汇编。尚书，就是上古的史书。
4
汉代以前，《尚书》称为《书》，汉代今文学家始称为《尚书》（也称为书经，始于《荀子》）。 《尚书》有《今文尚书》与《古文尚书》之分。
《今文尚书》是由秦代博士伏生传下来的。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部分，共28篇；最早用秦通行的小篆书写，后改用汉通行的隶书，到汉中后期古文（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本出现后，被称为“今文三家”（伏生所传，西汉形成的欧阳氏学、大夏侯氏学、小夏侯氏学三家《尚书》）。但经过历代学者考证，由孔子十一世孙孔安国家传本等七个《古文尚书》本均为伪造本。只有西汉所传的28篇今文本内容是真的。
但据近人考证，《虞书》、《夏书》多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然疑未可；《周书》多为当时史官所记。所以，《今文尚书》也有真伪之分了。 2、《尚书》的论文思想（见教材27页）
《尧典》是舜帝给主管音乐的夔下的一道命令。其中表达了先秦人的文学观念。有两点最为重要，对后世文学观影响很大： （1）诗的性质。《尚书》的作者提出“诗言志”的命题。强调诗是人的主观情志的抒发。这里的“志”与情同，或者说，前者包含后者。孔颖达在《礼记正义》里说，“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言志”这种观点，反映了周人的文艺观。 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也。”（《史记·太公自序》）《诗经》中已经有作品明确谈到作诗的目的。
如《陈风·墓门》讽刺陈国公子陈佗杀死桓公太子，自立为君：“墓门有棘，斧以斯（砍）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知而不已，谁（唯）昔然矣。墓门有梅，有鴞（猫头鹰）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讯（指责）之。讯予（子）不顾，颠倒（跌倒）思予。” 《卷阿》：“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莑莑（蓬）萋萋，雝雝喈喈。君子之车，既庶且多。君子之马，既闲（熟练）且弛。矢诗不多，维以遂多。”（陈诗歌颂周王的）
战国时诗人屈原也表达了这种观点。《抽思》（抒写悲怨之情）：“道思作颂（一路把哀思写成诗），聊以自救（自解悲伤）兮。忧心不遂（不畅快），斯言谁告兮。” 朱自清认为，“诗言志”是中国古文论“开山的纲领”（《 诗言志辩序》），对后来的文学理影响深远。
汉代刘安《淮南子》里说“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举重劝力”就是劳动者的“心志”。
后汉何休在《春秋公羊传》中说“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爱、恨、情、愁，都是人内心的情志，而人的情志与人的生活状态有关。 后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引了《尚书》“诗言志，歌永言”后，解释说，“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诗言志”的“志”是人心所感发的“哀”与“乐”。
汉《毛诗序》阐述得更详备：“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2）诗的效用，诗乐可以用来协和人神（神人以和），教育青年（教胄子），培养年轻人正直而温和、宽容而庄重、刚强而不苛刻，简易而不傲慢的品性。后来儒家强调的温、良、恭、俭、让的品质，与此相同。强调诗的教育作用这一点，对后来的文论影响颇大。由于言志的诗能从思想感情上影响人并促进人的道德品性的形成，所以，中国传统“诗教”非常重视诗所言志的内涵与性质。 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到后来的“发乎情，止乎礼义”，到儒家提
5
中国古代文论（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