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佞幸
潘昊昕
【摘 要】本文对《史记·佞幸列传》与《汉书·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从中发现司马迁与班固在对待佞幸这个社会特殊群体评价上的不同之处及其原因。 【期刊名称】考试周刊 【年(卷),期】2011(000)047 【总页数】2
【关键词】司马迁 班固 佞幸 态度不同 原因
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是我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两大著作，是我们研究汉朝历史的重要史学材料。从古至今，史学家们对《史记》与《汉书》的对比研究都不曾间断。然而，大多数的对比研究都是从《史记》与《汉书》的整体出发，分析马班异同，《史》《汉》异同。所谓见微知著，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从细节入手窥探，或许能更为真切地了解到班马之间思想的相异之处。所以，本文选取《史记》的《佞幸列传》与《汉书》的《佞幸传》进行对比研读。
所谓“佞”，《论语·正义》引《说文》云：“佞，巧谄高材也。 ”也就是能够揣摩帝王心思，顺应帝王意图说话，从而获得帝王喜爱的人，通俗点来说就是很会拍马屁的人。司马迁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开创了为佞幸写传的先河。就这一点来说，他是一个具有开创意识的人。而在后来班固也继承了司马迁为佞幸立传的做法。
我们可以在司马迁与班固的行文中看到他们在对待佞幸的态度上存在差异。
一、司马迁对佞幸的看法
在《佞幸列传》的开篇，司马迁就点出：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 而在文章的结尾，他又写道：
太史公曰：甚哉，爱憎之时！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虽百世可知也。 另外，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更是明确地说明他撰写《佞幸列传》的原因：
夫事人君能说主耳目,和主颜色,而获亲近,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作《佞幸列传》第六十五。
从以上三则材料，我们可以对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有一个大致的了解。第一，他认为，“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佞幸的出现带有一种偶然性，强调的是机遇，这种与帝王的“遇合”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例如邓通的得宠。 邓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濯船为黄头郎。孝文帝梦欲上天，不能，有一黄头郎从后推之上天，顾见其衣裻带后穿。觉而之渐台，以梦中阴目求推者郎，即见邓通，其衣后穿，梦中所见也。召问其名姓，姓邓氏，名通，文帝说焉，尊幸之日异。（《史记·佞幸列传》）
汉文帝与邓通的相遇是带有神秘色彩的，邓通只是一个小小的“黄头郎”，有可能一辈子都没办法见到汉文帝一面。但是因为文帝的一个“登天梦”，他成为文帝身边的宠臣，更加获得了铸钱权，使得“邓氏钱”遍布天下，一时间富甲一方，有道是：“多少金钱满天下，不知更有邓通城。”（李白）《邓通城》倘若没有汉文帝的那个梦，想必邓通也没有后来的显达。
第二，“弥子瑕之行，足以观后人佞幸矣”。司马迁认为佞幸的命运取决于帝王的爱憎。邓通与李延年的下场就是很好的例子。
邓通在文帝在位时，十分得宠。但在汉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他就不为景帝所喜。所以当景帝即位的时候，邓通的境地就变得困窘了。
太子入问病，文帝使唶痈，唶痈而色难之。已而闻邓通常为帝唶吮之，心惭，由此怨通矣。及文帝崩，景帝立，邓通免，家居。居无何，人有告邓通盗出徼外铸钱。下吏验问，颇有之，遂竟案，尽没入邓通家，尚负责数巨万。（《史记·佞幸列传》）
邓通有什么过错，致使他“寄死人家”呢？他恃宠生娇吗？不，“通亦愿谨，不好外交，虽赐洗沐，不欲出”。他勾结外臣获取利益吗？不，“邓通无他能，不能有所荐士，独自谨其身以媚上而已”。通俗点来说，汉文帝是邓通的“衣食父母”，生死富贵皆系于皇帝手中，而且邓通并无他能，那么他积极地去讨好皇上也是人之常情罢了。那么，他凄惨下场的原因是什么？“盗出徼外铸钱”？就我个人看来，这一点是不成立的。且不说邓通性谨，不好外交，邓氏钱布天下，但就文中的“长公主赐邓通”、“长公主乃令假衣食”等字句就有些耐人寻味了。若邓通真的罪有应得，长公主为什么要帮他呢？我认为邓通有如此下场的原因也不过是不讨景帝的喜罢了。
再说那宦臣李延年，司马迁更是用“爱驰”两字直白地点出李延年失宠的根本原因。
司马迁能有此认识，我觉得与他的人生经历是有很大关系的，这种“爱憎之时”的看法，倒像他遭受“李陵之祸”所发出的感叹。
第三，“非独色爱,能亦各有所长”，司马迁看到了佞幸身上的长处。可以说，司马迁的“两分法”思想比马克思的更为久远。
总体来说，司马迁对佞幸的态度是宽容的，评价是客观的。
司马迁与班固眼中的佞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