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2025年中国集成电路制造行业调研及高质量发展战略咨询报告
（2）集成电路行业新产业发展情况
集成电路是信息产业的基础，涉及计算机、家用电器、数码电子、电气、通信、交通、医疗、航空航天等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领域。近年来，集成电路应用领域随着科技进步不断延展，5G、物联网、人工智能、智能驾驶、云计算和大数据、机器人和无人机等新兴领域蓬勃发展，为集成电路产业带来新的机遇。
15G○
根据中国信通院《5G经济社会影响白皮书》预测，5G商用预计在2020年带动中国市场约4,840亿元的直接产出，并于2030年增长至6.3万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为29%。5G的正式商用化将为新型芯片的上市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
2物联网○
强化的数据传输、边缘计算和云分析功能的综合要求将带动物联网的加速发展，并推动信息链接、收集、计算和处理等4个方面功能芯片的不断优化和升级。
3人工智能○
目前全球人工智能正在经历新的发展浪潮，基于云计算和大数据的人工智能采用深度学习算法，能拥有更强的计算能力进行数据分析。人工智能对数据运算、存储和传输的需求越来越高，推动芯片设计和制造水平的不断升级。
4智能驾驶○
汽车电子系统中，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和车联网系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汽车智能化的程度，其对车用芯片的技术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5云计算和大数据○
云计算和大数据为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发展奠定了基础，云计算和大数据的持续发展对于高性能计算芯片和大容量存储芯片提出了新的要求。
6机器人和无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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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全球机器人和无人机芯片市场将快速增长，相关应用将会深入到生产、生活等各个领域，为半导体市场带来多样化的需求。
（3）集成电路行业新业态与新模式发展情况
集成电路行业在经过多年发展后已形成了相对固定的寡头竞争格局与相对稳定的业态和模式。
三、行业面临的挑战
（1）与国际顶尖技术水平仍有一定差距
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企业在顶尖技术积累方面与业界龙头企业存在一定差距。尽管中国政府和企业愈发重视对集成电路产业的研发投入，但由于技术发展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滞后性，以及企业资金实力不足等诸多原因，中国大陆集成电路产业的研发力量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状况依然存在。
就集成电路晶圆代工行业而言，在先进工艺线宽这一关键指标上，中国大陆企业在生产设备和技术人才等方面与业界龙头企业还存在一定差距。在集成电路行业面临全球范围内充分竞争的背景下，中国大陆企业在与业界龙头企业竞争的过程中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2）高端专业技术人才不足
集成电路晶圆代工行业属于技术和人才密集型行业。相对于发展成熟的美国、日本、欧洲和中国台湾等，中国大陆因产业发展起步晚，导致经验丰富的集成电路高端人才稀缺。
尽管近年来国家对高端专业人才的培养力度逐步加大，但人才匮乏的情况依然存在，已成为当前制约行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3）资金实力不足
集成电路行业，尤其是集成电路晶圆代工行业，从前期设备的投入，工艺的研发到人才梯队的培养，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对于动辄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生产线的投入，大多数企业的资金实力无法满足大规模扩产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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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企业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内涵与意义研究
企业战略的类型与企业战略的定义是两个关系密切的问题。企业战略类型与企业战略定义一样也是一个动态的范畴。至少到现在为止，企业战略的表现形式和具体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多种多样的，每一种具体的选择都会有或大或小的区别，当然每一种选择都有其充分的理由和具体的条件。我们之所以尝试对企业丰富多样的战略选择进行分类，不是想限制企业的战略限制，而是想在很短的时间内告诉企业管理者，他们有多少种基本的选择以及每一种选择的基本理由是什么。
第一节 高质量发展：历史、逻辑与战略布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1]这标志着经过改革开放40年的高速增长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政策探索与调整之后，高质量发展成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前进方向。站在发展思路转变的时代交汇点，如何从历史和逻辑演进视角认识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以人民为中心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进行高质量发展战略布局？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为此，本文从新中国成立7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脉络出发，基于唯物辩证法、古典经济学以及后发国追赶的逻辑演进关系，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体系出发，提出我国当前及未来一段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局。
一、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
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的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数量追赶一直是过去我国经济工作的主线。以1978年改革开放为界，可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数量缺口”到“数量第一”，即1949年至1977年；第二阶段是从“数量第一”到“数量大国”，即1978年至2017年。
（一）从“数量缺口”到“数量第一”：1949-1977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对于庞大的人口规模，我国始终存在巨大的“数量缺口”。1950年我国人口占世界总量比重的21.7%，但GDP占世界总量比重却只有4.5%，[2]人口规模与经济规模严重失衡，其中又以工业产品和基础设施等的数量短缺最为突出。
从工业产品数量上看，尽管我国人口居世界首位，但是主要工业品产量却居世界后位。我国钢产量、发电量、原煤产量等主要工业产品数量不仅严重低于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甚至不及发展中国家的印度，在13种主要工业产品中，印度有8种均高于我国，钢与生铁的产量甚至高出5-7倍。[3]从现代基础设施上看，我国国土面积是印度的3倍，是日本的20多倍，与美国相当，但是1950年铁路总里程却分别仅相当于印度的40%，日本的81%以及美国的6%。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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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营运里程仅为2.18万公里，内河通航里程为7.36万公里，公路里程为8.07万公里。贝罗奇的研究指出，1952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实际低于英国1860年的水平，低于法国1890年的水平，仅接近于俄国1910年的水平。[4]在当时看来，我国与当时先进国家工业水平相差在100年以上。
在“数量缺口”如此巨大的初始条件下，我国开始了以“数量第一”为目标的工业化追赶进程。通过混合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1950-1957年期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1957年的产量相当于1952年产量的2-4倍。此外，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也迅速发展，1957年全国铁路通车里程达到3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22%，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到25.5万公里，比1952年增加1倍。根据安格斯?麦迪森提供的数据计算，[5]从GDP年平均增长率看，这一时期我国为7.8%，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4.8%，GDP占世界总量比重也由4.5%提高到5.5%。
之后在“苏联模式”和“莫斯科共识”的深刻影响下，我国先后采取了一些脱离国情的过急过快的赶超战略，使得我国工业化探索道路遭遇重大挫折。不过，总的来说，从历史纵向比较，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的“数量缺口”已经明显有所缓解，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到1978年，我国在世界主要的7种工业产品产量中，居第一位、第四位、第五位的分别有1种，居第三位的有2种。[6]然而，从国际横向比较，当时我国的数量追赶依旧任重道远，1950-1973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但我国没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的国际环境，我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86%，与世界总体增长率（2.90%）大体相当。
（二）从“数量第一”到“数量大国”：1978-2017
改革开放后，党中央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基本路线，在此基础上，我国更加突出了旨在“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数量第一”经济发展政策，表现为这一时期经济增长速度与经济总量规模成为衡量经济发展程度的最重要指标（见表1），通过分阶段、分步骤地实现经济总量“翻一番”或“翻两番”，促使人均量“翻一番”，从而实现跨越式地数量追赶。
表1 党的十二大至十八大历次发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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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作为这一时期内生的最优政策选择，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以“数量第一”为目标的追赶战略取得了空前成功，不仅弥合了长期以来的“数量缺口”，还提前实现了历次“翻番”的经济增长目标，创下了世界经济增长纪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数量大国”，堪称“中国奇迹”。
一是创下了世界经济高增长持续时间最长记录，从1978年到2017年长达近40年。二是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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