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我的创作习惯

我与我的创作习惯

作者：庐隐

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下旬刊》 2013年第9期

庐 隐

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在我的生活过程上，虽然留下不少的伤痕，也曾经上过许多当，可是我对于这些伤痕与上当的往事，只如一阵暴风雨，只要事情一过，便仍然是清朗不染纤尘了，所以我无论做错了什么事，或者上了什么当，只要是过去了，我从来没有把时间拉回来的野心，我再不做无谓的追诲。因此便形成了我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就是：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

许多看过我的文章，而不曾见过我的人，在他们的想象中，多半以为我是精神不振，愁眉苦脸的一个女性，假使有一天他们在某个场所遇见了我，看见我那无忧的狂笑，和那带孩子气的行为，一定要暗地惊奇说：“原来她是这样一个人，怎么一点不像她的文章呢！”

这种情形，就是我自己，有时也有点惊奇，不知道究竟哪一面是真实的我了。

可是我可以忠实地告诉你们，我并不是像从前人们所说“有心人”的那种故意把伤心事藏起，装出假快活的样子。在我写文章的时候，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想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地遮满，深深地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变了色彩，我无挂碍地生活。我发出真心的笑来。

但无论什么人，都有他自己的信仰，没有信仰可以说就没有人生的趣味，所以我虽然不信任形式的宗教，可是我还是有我的宗教。我的宗教是什么呢？求其心之所安而已。我无论处世接物，都以我这一点的宗教为出发点，为归宿地。我平生不做欺骗人的事情，不愿处以人难堪的地步，不愿损人利己，不愿无功受禄，不愿以手段对付人。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是求死后上天堂，而是在我活着的时候，不受“良心”的责备，不怀鬼胎，到处坦然，这就是我的至乐境，我不相信死后的因果，我却相信生时的因果。

我写文章最怕誊清，所以我无论写长短篇，我从来不起稿。做短篇呢，先把结构想好，提起笔来，便一直写到底；做长篇，也是把结构想好，此外再做一个大纲，比如我要写十章，我就把十章题目写好，然后一章一章地写下去，写完了全部，再看一遍，改削一些错字，就算全功告成。

还有一层，我自从创作以来，差不多都在学校里担任功课，所以我的文章，多半是在授课之匆忙中，抽暇写出来，因此养成了一个忙里写得出文章的习惯，往往在学校里，学生在教室里作文，我便坐在讲台上写稿子。这成绩并不坏，每两点钟，我平均能写二千三四百字左右。

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习惯，我很能支配我的头脑。我教书的时候，我便全心都在教授上，放下教本，我脑子里完全再不留教书时的余影，我坐下写我的作品，我又全心都在我的作品上了。

当然这完全是因平日的训练，现在已成了习惯，不但教书不妨碍做文章，而且不教书，专门做文章，反倒不起劲了。

至于我做文章的时候，最好是桌上放一壶好茶，一包香烟。我一面吃着烟和茶，一面就写。同时我的性情非常干脆，我做什么事，最怕拖泥带水，只要时间允许，我竟可以一坐下来，延

续到五六个钟头，我不感疲倦，一定要把这东西写个段落，才肯休息。我记得在一个星期日里，因为要写完一篇短篇，从早晨8点，写到晚上12点，除了吃饭后休息半小时，仍旧继续写，整整写了一万字，把这篇文章结束了，我才放笔，第二天睡个整天。所以我的文章，只有不深刻粗枝大叶的毛病，而没有不接气的。

庐隐（1898-1934），著名小说家，主要著作有《海滨故人》《象牙戒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