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人情文学”观的形成及其日本渊源

周作人“人情文学”观的形成及其日本渊源

彭修银，杨瑞峰

【摘 要】［摘要］“人情”在周作人文学观念中具有极大的统摄性价值和鲜明的总体论特征，因此，以“人情文学”指称周作人的文学观相对更为合理。具体而言，“人的文学”为“人情文学”观奠定了发展的轨范；“写实”与“移情”是周作人文学观念在写作策略和功用层面的进一步完善，表征着“人情文学”观的明显胎动；对“人情”的置重则将周作人的文学视野聚焦到“文学”本身，意味着其“人情文学”观的最终定型。周作人“人情文学”观的形成过程深受日本文学影响，“日本渊源”是周作人“人情文学”观一块无法抹去的印记。

【期刊名称】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6(043)006 【总页数】6

【关键词】［关键词］周作人；人的文学；人情文学；日本渊源

周作人的文学观念驳杂且多变，这一方面受启蒙时期特殊政治文化社会语境规约，同时，致力于日本与本土文学思想的有效互动也是原由。故此，找到一条贯通性脉络并以此为核心考察其文学观念的迁变就成了一个艰难但却很有意义的问题。所幸较为清晰的是，日本近现代文学对周作人的重大影响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可，而周作人又亲口承认自己受到的日本影响“偏于情的方面为多”，加之其文学主张始终珍视个人情感对文学的参与意识，那么以“人情文学”总称其文学观念并发掘其形成过程中的“日本渊源”便成了一个较为科学的提议。

虽然“人情”在周作人的文学观念中包蕴甚广，难以明确界说，但“人情文学”观的理论框架及其形成的指标体系则可在如下维度上得到相对全面而合理的阐释：在文学主体（包括创作主体与被表现主体）的意义上，“人情文学”坚守“立人”的基本向度，具有丰富的人道主义情怀，与其“人的文学”理念相呼应，昭示着对现代性情感主体的重塑；在创作原则和文学功用的意义上，“人情文学”既强调文学的艺术真实性，以“写实”为圭，又看重文学对人情感的传达，并以之为文学首要之责，提倡一种基于个人的诗意性文学反映力量，奉“移情”为臬；在文学的文本内容意义上，“人情文学”顺承上述两个基本面向，以“人情”为着重，将文学相关于创作者独立自觉的情感表达。它综合体现着周作人对自我人生、社会现实、文学艺术的能动思考。

一、“人的文学”：周作人文学观念的初步完善

陈寅恪先生曾说：“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17此理对于近现代中国文学的整体发展而言，极具典范效应，而对于当时曾留学日本的周作人来讲，更显洞见。

就主流历史情势而言，随着互通性世界文学场域的形成和西方文学强势背景的凸显，日本文学界抓住契机，通过明治维新打破江户时代“除荷兰和中国外，不同任何外国交往”[2]2的文化封闭局面，以一种“达到入迷程度的珍视和模仿外国”的热情大量吸纳西方文学、理论资源，摒弃了旧的戏作文学要么“非常有趣地写些滑稽可笑的故事或风俗人情”[2]3，要么写些以曲亭马琴为代表的“劝善惩恶”、专注于好人坏人之分小说的传统，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越过

了戏作文学的“不幸”，逐渐开启了以“人”的文学为主流的全新文学局面。 日本在“西学”助推下的迅捷变革和文学实绩对密切关注日本文坛动向的周作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1918年，周作人于《新青年》上发表《人的文学》一文，在“内容”方面为中国新文学确立了一种科学性的全新起点①胡适先生曾经说道，当时文学界普遍的情况是“还没有法子谈到新文学应该有怎样的内容”，并分析这种情况产生的主要根源是世界各国的文艺彼时尚未进入中国的大门，直到周作人明确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这一困境才得到解决。见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第28、30页。。“人的文学”理论前提落脚于承认人是灵与肉、兽性与神性相统一的进化物，并由此推演出“人的文学”是一种灵肉一致、利己又利他的文学。这一看法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因为早在周作人之前，“日本文坛就已鲜明地提出了这两个问题，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3]。1914年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出版其理论专著《文艺思潮论》，在世界文化范围内首次明确地将整个欧洲文学发展历程概括为灵与肉的对立统一，这对当时不少日本作家产生了深刻影响。彼时，“日本的现状已经与社会的发展及个人内在的精神成长（近代的自我发展）背道而驰”[2]23，而厨川白村强调灵与肉的协调刚好迎合了青年一代文学家们的斗争需求，也为他们在文学中贯彻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人”的要求提供了理论土壤，于是他们很多人的文学观念里都出现了探论灵肉关系的痕迹。

日本文坛对灵、肉关系的探讨对于周作人来讲，其影响无法避免，但周作人对灵、肉关系的阐发超越了厨川白村对“肉”的偏重，从而更具合理性。在为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作的同题序文中，周作人明确提出“现代人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