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言说切忌“简单归因”
作者：胡加良
来源：《赢未来·学校品牌管理》2024年第01期
教育言说，或教育片断感悟，或教育评论，或教育著作。无论是感性的，还是理性的，理应对教育有所裨益，引导社会正确认识教育，为改进教育而努力为之。然而，现实中很多教育言说对教育非但无益反而有害，这些言说的“功劳”就是使教育工作总体氛围变差，矛盾加剧。 众所周知，现代社会是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人们的阅读习惯也随着自媒体的发展而喜欢快餐式消费阅读，大多人不想被盘根错节问题所困扰，不愿意进行理性思考转而寻求快速简单的答案，故而给教育评论中的逻辑谬误有了可乘之机，但凡给教育扣上“应试教育”“愚蠢教育”“违背人性”“反教育”等帽子，或以他人的名义言说，言辞越激烈，抨击越凶猛越能吸引粉丝点赞，此时毋庸顾及基本逻辑，博取眼球就好。这其中的简单化归因最常见，可谓有“毒”逻辑也。
状元为什么常常成不了气候？
某先生发了一篇《状元为什么常常成不了气候》，文中说“中国人历来有状元情结，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状元意味着读书人的最高理想与最大前途。……如果认真起来看，其实中国古代的几乎所有的状元，在人类文明的贡献上，几乎都是空白的，至今没有发现一个状元有什么象样的文学或者思想类著作，也没有发现有一个有过什么创造发明，甚至连一篇象样的文章都没有留下来。这真是中国科举制度的悲哀，也是中国文化与中国教育的悲哀……1390年的科举考试历史，无数的状元，30多年来的高考，一千多个高考状元，已经用活生生的事实
说明了这是教育的死胡同。在中国，政府、家庭、社会、学校已经形成了合谋着杀害孩子的生命活力的合力。中国人正在被严重扭曲与异化了的反教育路上，越走越远。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
拿状元说事，以此来抨击教育，结论就是中国的教育是反教育，显然上文就是典型的简单归因了。唐宋八大家的曾巩，还有文天祥、王维、柳公权、郭子仪、贺知章、杨慎、张居正、申时行，这些都是状元，你能说他们没有什么思想或文学著作吗？近代的张謇，清末甲午科状元，既是民族工业的开创者又是教育家，办了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以及诸多中小学校，规划了南通城的蓝图，建了公园、博物馆、刺绣研究所，且拥护维新、立宪，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即使今天，几人能及？
用不着拿所谓的高考“状元”说事，更不能用“状元”来说明教育已走入死胡同。其一，我们的教育并不是为状元而教，但只要有高考，必然会有区域的“状元”产生；其二，一个人从学校走向社会取得成功，并不与学习成绩完全对等，因为成功的背后既有智力的问题，还有家庭背景、机遇等原因；其三，状元与其他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是一个团体，某些个体成为状元也有其偶然性，不具完全代表性，拿状元来证明中国教育不行实属荒谬。 学生自杀就是应试教育的问题？
有朋友转发某先生的言说：“又一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消逝了，连一点声响都没有，主流舆论依然有意屏蔽此类消息。而街市依旧太平，教愚依旧强悍，时间照样流逝，在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自杀几个孩子总是小概率事件，对于几千人的学校也不算什么，而对于家庭、对于亲人就是天塌地陷的大事。说什么呢？应试教育吃人，而教育者（包括家长）不断制造的‘平庸之恶’又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每个人是不是反思过。再说一遍：教育最怕认真地愚蠢！” 教育评论应基于事实，不能归因谬误。学生的自杀原因是多方面，大致上三种原因：其一文化主导型。类似于以死明志，赌气的等；其二意义主导型。认为生活失去意义了；其三压力主导型。学业繁重等，崩溃之死等。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其中之一的原因与本质的原因不能混为一谈。也就是说，作业负担过重、应试教育等并不是学生自杀的充分原因。
倘简单归因，给教育扣个吃人的帽子，确会引起很多家长的响应，可以将此事件矛盾的焦点集中到教育上来。而事实上，学生自杀一定是应试教育的问题？冷静下来，谁都不会这么简单下结论。教育言说者不应轻率的归纳，自我栽赃。教师的工作压力本来较大，承受了很多的本不该由学校或教师承担的非教育责任，将各种学生的自杀原因指向教育尤其是应试教育，这对教育是一种伤害，对教师职业也是一种伤害。而事实上，现在谁能区分哪个是应试教育，哪个是素质教育？哪个是平庸的教育，哪个是非凡的教育？哪个是聪明的教育，哪个是愚蠢的教育？用说不清的概念来评论，只能混淆视听。
现今教育言说之中，总有那么多人不讲基本的事實，观点先于事实，立场强于逻辑，看似愤世嫉俗实则逻辑混乱，此类评论确实会引起家长或部分老师的共鸣，但与教育现实完全无益，只能使问题复杂化。
教育言说切忌“简单归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