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
刘朝谦
【摘 要】中国赋史上的赋家身份建构始于汉代。在汉代人建构赋家的工作中，司马相如是做得最好的一个。司马相如一方面对自己作为写赋的人有自觉的意识，自觉建构自己的赋家身份；另一方面，他在中国赋史上是第一次用“赋家”一词命名写作大赋的人。他对写赋者的称名，用了文学的审美尺度，因此，他对赋家身份的建构是真正文学的建构，也是最准确地揭示写赋者特殊本质的建构。他的工作成效远远超越了其他汉代人，在这一意义上，司马相如不仅是“赋圣”，而且可被称为“赋家之父”。 【期刊名称】绵阳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24(037)001 【总页数】6
【关键词】司马相如；赋家身份；命名；建构
中国赋家身份的建构，始于汉代。汉代介入赋家身份建构的人，一般都同时是赋文学活动之主体，如陆贾、枚乘等人是赋文学创作主体；汉武帝等人是赋文学接受主体；扬雄则既是赋文学创作主体，又是赋文学批评主体和赋学理论建构者。在赋家身份建构这一语境里，司马相如显然是这些人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人。就现有的文献看，他大体上集赋文学创作主体、赋文学理论家于一身。他在赋家身份的建构上之所以是最重要的人，是因为他在中国赋史上第一次提出“赋家”概念。这一概念以命名的方式，让写赋之人在赋史上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专有称名。这一命名同时立基于文学审美的尺度之上，同汉时其他人建构赋家身份所使用的非文学尺度相比，司马相如的赋家身份建构行为是唯一真正
属于文学的建构。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说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是汉代人对赋家身份最为完美的标示。
一、司马相如对自身赋家身份的建构
说到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人们通常会想到的是司马相如的《答盛览问作赋》一文。正是在这篇文章中，司马相如正式提出了“赋家”这一称呼写赋之人的称名。然而，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工作并非只是体现于这篇文章。事实上，在这一文章出现之前，司马相如已经有了“写赋者”的自觉意识，对赋家的身份有所建构。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司马相如对自己作为赋文学创作主体身份的宣示。
说司马相如建构了自己作为赋家的身份，是从两个方面来说的：
首先，是赋家身份认证的实证逻辑。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习惯于使用的实证逻辑是：要确定一个人是什么人，只需看此人的行为以及其行为结果就能达成。依照这一实证逻辑，司马相如对自身作为赋家身份的建构，就在于他写出了《子虚赋》这部优秀的大赋文本。这使得他在汉代被人们认可为赋家，即他作为赋家之身份，是由他写出优秀的赋文本这一行为来建构的。在诸侯梁孝王的文人集团里，赋家的身份依这样的路径而被建构，当集团成员邹阳、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看到司马相如在与他们交游的日子里写出《子虚赋》时，可以想见他们通过这赋作，就能认可司马相如为写赋的高手。这种认可的同时促进了《子虚赋》的传播，没有这种传播，汉武帝也许根本就看不到《子虚赋》。汉代人之认可赋作，本质上就是对此赋作之作者的赋家身份的认可，是直指写作者的赋家身份的具体建构。
其次，司马相如显然对自己作为赋家有着自觉的意识，这一意识在他的人生中
的出场，即意味着他对自己作为赋家之身份的建构。《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1]3002在这段话里，值得注意的是司马相如曾对老乡杨得意说：“《子虚赋》是我写的。”司马相如的这一告知，明确地表明他对自己作为赋文学文本的书写者有明确的意识。这一意识在司马相如初次对杨得意说时是第一次出场，在杨得意对武帝言说时是第二次出场。第一次是司马相如之赋文本书写者自觉意识的直接出场，第二次是其自觉意识的间接出场。但无论司马相如这一赋文学主体之自觉意识的出场方式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其每一次出场所造成的效果，都是对司马相如赋家身份的建构。而这种建构由于司马相如是或显或隐地在场的，总是司马相如同他的赋文本读者共同参与的。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性质的赋家身份建构理解为写赋者司马相如对自己作为赋家之身份的建构。在《史记》描述的场景中，杨得意也许算不上是司马相如赋文本的读者，但武帝肯定是相如赋作的读者。汉武帝读《子虚赋》而恨不能与作者同时，其遗恨的叹息，既是根据一个赋文学文本对赋文学主体身份当下在场的确认，也实际地促成了司马相如自觉为写赋者之意识的出场，并由此使得武帝同杨得意针对《子虚赋》的对话，以及武帝阅读《子虚赋》当下之阅读语境，最终成为他们三人对司马相如作为赋家之身份的一次共构。
总之，武帝在阅读《子虚赋》的语境中与杨得意的对话，在两个层面上完成了一次对赋文学创作主体身份的历史建构：1.武帝的叹息建立在这样一种逻辑之上，一篇赋文学文本一定会有一个赋文学创作主体。或者说，让赋家成其为赋家的，即是这个赋家所写出的优秀的赋文学文本。赋文学文本在阅读的语境之
司马相如对赋家身份的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