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0 可编辑可修改 阅读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9分，第小题3分)
《诗经》原来是诗，不是“经”，这在咱们今天是很准确的。但在封建社会里，诗三百篇却被尊为“经“，统治阶段拿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从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诗三百篇是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这些乐歌一方面用于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当作仪式的一部分或娱乐宾主的节目。另一方面则用于政治、外交及其他社会生活，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其作用和平常的语言差不多，当然它更加曲折动人。例如周代有一种“献诗陈志”的做法，当一些人看到国君或者同僚做了什么好事或坏事，就做一首诗献给他们，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还有人由于个人遭受冤屈或不幸，也往往通过诗来发泄和申诉。应该说明，“献诗陈志”是要通过乐工的演唱来献给君上或同僚的，所以卿士“献诗”总和“簪献曲”或者“瞍赋”、“矇诵”并提。
在人民群众的生活里，诗歌也常用于表情达意，例如《诗经·邶风·新台》和《诗经·秦风·黄鸟》等，都是针对具体的现实问题而发的。古代史传中还有一些不在三百篇之内的“徒歌”，例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宋国将军华元被郑国人提了去，后来逃回来，人民讥笑这位败军之将，做了一个歌儿对他唱。这样的歌，从性质上说和“献诗陈志”没有什么分别。不过士大夫献诗，是特地做了乐工唱的；庶人的作品则先是在社会上流传，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才配上乐曲，达到统治阶段的耳中。
在外交宴会等场合，宾主各方往往通过“赋诗”来表达愿望和态度。“赋诗”时点出现成的诗篇，叫乐工们演唱，通过诗歌的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这就叫“赋诗言志”。这种“赋诗”往往不管原作本身的内容和意义，仅仅是把赋诗者的观点和愿望寄托在诗中某几句之上，来作比喻和暗示，所以是一种典型的断章取义。《左传·襄公二十六年》记晋侯为了卫国一个叛臣的缘故，把卫侯羁押起来，齐侯和郑伯到晋国去说情，郑国的子晨就赋《诗经·郑风·将仲子》一诗。《将仲子》本来是一首爱情诗歌，这当中有“人之多言，亦可畏也”的话，是说女的爱着男的，又怕旁人说闲话；子晨却借用来说，晋侯纵然有理由，但“人言可畏”，别人看来总是为了一个叛臣。
三百篇到了孔子的时代，由于新声代替古乐，造成了诗与乐的分家，诗也就由乐歌逐渐变为纯粹的语言艺术了，“赋诗”、“献曲”也不大见到了。诗三百篇在社会上的实际用途缩小了，封建士大夫就逐渐把诗的意义和封建教化的原则联系起来。比如公孙丑问《伐檀》诗中，为什么君子不耕而食孟子回答道：“国君用了他，就得到安富尊荣；子弟信从他，就学会孝悌忠信。君子不劳而食，还有谁比他功劳更大呢”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这样“以意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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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可编辑可修改 志”，最后把诗尊为“经”。直到五四运动以后，这部伟大的诗集才冲开了各种乌烟瘴气，在思想和艺术上放射出夺目的光辉。
(摘编自中华书局“知识丛书”金开诚《诗经》)
1．下列关于原文第一、二两段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诗经》中的作品原来是普通的诗歌，并没有深刻的含意，但是封建统治阶级却把它尊为经典，用它来做封建教化的工具。
B、在春秋中叶以前，诗三百篇曾经作为一种配乐演唱的乐歌，成为祭祀、宴会和各种典礼的一部分仪式或娱乐宾主的节目。
C、所谓“献诗陈志”，一种情况是指卿士通过贡献诗歌，向国君或同僚陈述自己的心意，以达到颂美或者讽谏的目的。 、
D．在古籍记载中，卿士“献诗”经常和“瞽献曲”、“矇诵”等一起出现，是因为卿士做诗以后，总是通过乐工的演唱来呈献。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宋国人民讥笑败军之将华元的诗歌，也是用来作为表情达意的工具，所以从性质上说，跟卿士的“献诗陈志”没有什么不同。
B.古人在“赋诗言志”时所言的志，往往不为原诗所具有，而是赋诗者采用断章取义的办法，寄托在诗中某些句子之上的。
C.子展借用《诗经·郑风·将仲子》“人之多言，亦可畏也”一句话，他的意思是叛臣的一面之词令人担心，请晋侯不要听信。
D．到孔子时代，新音乐逐渐兴起，古乐逐渐失传，由此造成诗与乐分家，《诗经》也就变成纯粹的语言文学作品，而与音乐无关了。
3. 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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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可编辑可修改 A.在西周初期到春秋中叶的政治、外交和其他社会生活中，《诗经》被当作表情达意的工具，往往能收到平常语言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B.上古时候，人民群众的作品如果给采访诗歌的人收集去了，就可能进入诗三百篇中，不然则仍然是没有曲调的“徒歌”。
C.古人在“赋诗言志”时采用的都是现成的诗篇，其含意大家都清楚，所以能够通过诗歌的来回问答，了解彼此的立场。
D．孟子解释《伐檀》说，君子使国君得到安富尊荣，使子弟学会孝悌忠信，所以君子可以不劳而食。这就曲解了《诗经》的原意。 阅读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后面问题。(9分)
20世纪后期，陕西凤雏村出土了刻有“凤”字的甲骨四片，这些 “凤”字的形体大致相同，均为头上带有象征神权或王权的抽象化了的毛角的短尾鸟。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云:“鸑鷟，凤属，神鸟也．……江中有鸑鷟，似凫而大，赤目。”据此，古代传说中鸣于岐山、兆示周王朝兴起的神鸟凤凰，其原型应该是一种形象普通、类似水鸭的短尾水鸟。
那么，普通的短尾鸟“凤”为何在周代变为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了呢我们看到，在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只有鸟纹而没有凤纹，真正的凤形直到殷商晚期才出现，而且此时是华冠短尾鸟和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同时出现，可见“凤”是由鸟演变而来的。综观甲骨文和商代青铜器，凤鸟的演变应该是鸟在先，凤在后，贯穿整个商代的不是凤而是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在商人的历史中鸟始终扮演着图腾始祖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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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可编辑可修改 《左传》记载郯子说:“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凤鸟氏历正也，……九扈为九农正。”凤鸟氏成为“历正”之官，是由于它知天时，九扈成为“九农正”，也是由于它们带来了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殷人先祖之所以“鸟师而鸟名”，应该是由于这些随着信风迁批的鸟，给以少皞为首的商人的农业生产带来了四季节令的消息。
对凤鸟的崇拜起于商代，其鼎盛却在周代。正是在周代，“凤”完成了其发展程序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环节：变为神鸟凤凰。许多历史资料记载了周王室在克商前后对“天命”的重视。《尚书》“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出现的“命”字多指天命，“殷革夏命”也是常见的语句。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紧接着就“不革服，“格于庙”(来不及换衣服就到神庙参拜)，这个“庙”自然不可能是周庙，而是商人的神庙。这说明周王室急于把商人的正统接过来，成为中原合法的统治者。周人之所以宣扬天命，归根结底在于强调“周改殷命”是出自天的意志和抉择。那么有谁能给周人带来“上天之命”呢 根据当时的社会共识，最合适的就应该是“天的使者”——凤鸟。《国语》云:“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岁即岁星，鹑火即柳宿。古人把赤凤叫作鹑，看来周人选择克商的时间也是寓有深意的。
（摘编自何丹《试论中国凤文化的“历史素地”及其在文化类型学上的深层涵义》） 1、下列关于凤的形象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世纪后期在陕西凤雏村出土的甲骨文中，凤都表现为短尾鸟的形象。
B.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作为凤属的鸑鷟是跟凫一般大的红眼睛水鸟。 C.综合甲骨文和上古文献记载看，凤的原型是一种类似水鸭的普通短尾水鸟。 D.在周代文化中，凤已经从短尾水鸟变成一种华冠长尾、祥瑞美丽的神鸟。 2、下列表述，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在商代晚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华丽而饰有眼翎的长尾鸟形状的凤纹还没有出现。 B.从青铜器纹饰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句话看，鸟是殷商人传说中的图腾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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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1.0 可编辑可修改 C.凤鸟知天时，九扈带来耕种、耘田和收获的信息，所以殷人先祖“鸟师而鸟名”。 D.周人的凤崇拜是从商人那里沿袭而来的，而周人的崇凤热甚至超过了商人。 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后代所见的“凤”并不是自然界的一种鸟。在中国文化史上，凤的形象最为重要的演变开始于殷商晚期，最终完成于周代。
B.周文王、周武王都曾称臣于商纣王。为了表明自己是商朝先王的臣下，周武王在甲子日牧野之战结束后，马上就参拜了商人的神庙。
C.《尚书》“周书”是记载周王朝史事之书，在“周书”十二篇中大量宜传天命、“殷革夏命”，实际上就是在宜传“周改殷命，”。
D.周人之所以把牧野之战克商的时间定在甲子日，即岁星在鹑火的时候，就是因为鹑是赤凤，而赤凤将带来“上天之命”。
阅读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3题
老子其人其书的时代，自司马迁《史记》以来即有异说，清代学者崇尚考据，对此议论纷纷，如汪中作《老子考异》，力主老子为战国时人，益启争端。钱穆先生说：“老子伪迹不彰，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始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大家都期待这个问题有新的解决线索。
过去对于古书真伪及年代的讨论，只能以纸上材料证明纸上材料，没有其它的衡量标准，因而难有定论。用来印证《老子》的古书，大多受到辨伪家的怀疑，年代确不可移的，恐怕要数到《韩非子》、《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但这几本书成书太晚，没有多少作用。近年战国秦汉简帛佚籍大量出土，为学术界提供了许多前所未见的地下材料，这使我们有可能重新考虑《老子》的时代问题。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内有《老子》两种版本，甲本字体比较早，不避汉高祖讳，应抄写于高祖即帝位前，乙本避高祖讳，可能抄写于文帝初。这两本《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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