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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依据），从而禁止法院无正当理由在法定举证期限外接纳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供的证据（依据）；其二、让当事人在一个高度透明的状态下提前熟悉对方的证据（依据），公平地做好充分的诉辩防卫和攻击准备，从而促使法庭审理最终接近于客观真实，同时尽可能使庭审质量和效率得以提高；其三、便于法庭梳理当事人的争议焦点与事实证据。行政审判要达到上述目的，发挥上述作用，臻于上述境界，靠的不是“交换证据”的表面形式，而是“交换证据”的内在精神，而这一精神“阅看证据”已经全部包容；阅看证据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具体地讲主要包括证据（依据）的阅读及其后续配套的核实、固定和熟悉，因此由阅看证据取代交换证据足矣。取而代之的前提是在发受案通知书时，通知原告在被告举证期限截至的第二天上午阅看被告的证据；在发应诉通知书时，通知被告在提交答辩状和相应证据材料的当日或开庭审理前人民法院指定的日期阅看原告的证据。因此，阅看证据不一定要求当事人同时到庭面对面地进行，法官也不一定一本正经地端坐其中，耗时费力地守着当事人自始至终一陪到底。 （四）阅看证据的具体应用操作办法。
阅看证据的具体操作办法如下：1、要求当事人在法定举证期限内提供证据（依据）正本的同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证据（依据）副本；2、要求当事人按行政主体证据、行政实体证据和行政程序证据分类填写证据（依据）清单，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供相应数量的副本；3、经办法官在证据（依据）清单上记录证据清单上所有证据（依据）的收件日期和收件人姓名，并复制交当事人各执一份为据；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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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当事人对照证据（依据）清单，核实对方提供的证据（依据）名称、数量和原件（或复印件）与清单记载是否一致，并在证据（依据）清单上记录核实意见；5、由当事人查阅熟悉对方提供的证据（依据），做好法庭审理过程中的质证准备，并简明扼要就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与关联性，或各依据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关联性，在证据（依据）上逐份予以记录。如此创新操作，不但没有违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一条的规定，而且一可卡死有效举证，二可充分保护诉权，三可方便庭审质证，四可确保庭审质量，五可提高庭审效率。（2005）茶行初字第11号案“证据交换”（实际上并非组织证据交换，而是组织出示阅看证据）如法炮制，效果斐然，如再制作专门的庭前证据交换笔录，无疑画蛇添足。因此，如此“没有庭前证据交换笔录”，不但不是案件质量问题，而且公正效率优势凸现，值得大力推而广之，予以扣分委实有百害而无一利。 三、审理过程判断内容的深入探讨
关于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问题，江必新院长有一段精辟的论断：“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是行政诉讼中着重规范的一个内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根据这样的规定精神，整个行政诉讼案件的审理过程就是对被诉的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和确定的过程”（注②）。由此可见，对被诉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判断是行政诉讼案件审理的必经过程，作为表述审判过程的行政判决书，对应审理过程对被诉行为是否合法进行的审查和确定，在“审理查明”部分表述相关判断性内容不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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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种错误，相反恰恰是审判过程的正确反映。
（一）行政诉讼案件合法性审查任务决定了审理查明部分应有合法与否等判断性内容。
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的任务不同于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的任务。民事诉讼案件审理过程的任务主要是弄清事实真相，查明当事人各方讼争纠纷的事实内容，而行政诉讼案件审理过程的任务主要是弄清具体行政行为有无违法的情况存在，具体地说，就是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无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情形存在，从而查明被告单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事实（注③）。虽然在审查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过程中也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到行政相对人的行为是否违法，但那是第二位的、辅助性的，最终目的仍然是为着审查并确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说到底只是为审查并确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服务而已。既然行政诉讼案件法庭审理过程的任务是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并确定，那么也就意味着审理查明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进行质疑、质证和判断的过程，如果仅有质疑、质证，而无判断，也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庭审理了。既然如此，那么对应于审理过程，行政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有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与否等判断性内容也就顺理成章了，如果硬说属于“审判过程表述错误”，未免过于牵强附会。 （二）行政诉讼案件合法性审查顺序决定了审理查明部分应有行政事实等判断性内容。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江必新主张：“在庭审开始阶段应该亮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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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诉的行政行为，确定审查对象”（注④）。近年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行政审判法官们已经意识到了首先亮出被诉行政行为的重要性，并逐步在实践中积极尝试，最高人民法院《一审行政判决书样式（试行）》也已予以充分肯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主要由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和作出结果等三大局部行政行为组合而成，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事实主要包括行政结果是否存在、适用法律是否准确与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等三大局部行政事实。如果深入分析，则不难发现，其中对行政相对人的权益起直接作用的只有客观存在的行政结果，因此，在庭审开始阶段亮出整个被诉行政行为后，应当进一步将审查对象重点确定为行政结果，然后再有针对性地一一审查作出行政结果所适用的法律、法规和规章的具体条款，从中确定行政行为裁量的种类和幅度是否涵盖被诉具体行政结果，并确定出行政相对人违法构成要件，最后对应行政相对人违法构成要件，审查确定被告调查收取的证据是否足以证实行政相对人的行为具备违法构成要件。如此审查，步步为营，环环相扣，一针见血，足以稳准快地得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结论。总而言之，这一审查顺序每一步骤的有效运作，必须以对前一步骤的行政事实予以确定为基础，因此审理过程必定涉及对行政结果是否存在、适用法律是否准确与主要证据是否充分等行政事实作出判断，相应地行政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也就名正言顺地有了行政事实等判断性内容。
（三）行政诉讼案件合法性审查范围决定了审理查明部分应有主体合法等判断性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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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判决书“审理查明”部分有判断性内容合情合理合法不可置疑，但评查员认为，其中有判断性内容并非毫无限度，象行政主体合法、行政实体合法和行政程序合法之类的判断性内容只能放在“本院认为”部分，如果放在“审理查明”部分，则绝对属于审判过程表述错误。果真如此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则不得不探讨一下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的范围。众所周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的立法精神，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应当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1、主要证据是否确凿充分，2、适用法律是否准确，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职权，5、是否滥用职权。从本质上归纳，我们认为其中的第4项可界定为“行政主体合法”方面的审查，第1、2、5项可归属于“行政实体合法”方面的审查，第3项可确定为“行政程序合法”方面的审查。由此可见，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的审查范围可总括为行政主体合法、行政实体合法和行政程序合法等三大方面的审查。我们知道，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其实质是在审理过程中，通过组织当事人举证、质证和辩论，法庭最终对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作出判断，因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行政实体和行政程序等是否分别合法当在审理过程中的判断之列，这类判断性内容放在行政判决书的“审理查明”部分理所当然。 四、行政判决书本院认为的科学表述
在交换评查意见的过程中，听到异议理由，评查员反问：行政主体合法、行政实体合法和行政程序合法等判断性内容放在“审理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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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逆向行政审判方式”的遭遇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