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08.61亿元,农村居民旅游消费4496.78亿元。 全国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731.0元。其中:城镇居民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877.80元,农村居民国内旅游出游人均花费471.40元。 在春节、“十一”两个“黄金周”中,全国共接待国内游客4.5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278.5亿元。
中国公民出境人数达到7025.00万人次,比上年增长22.4%;旅游业总收入2.25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20.1%。
三、当前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对策
(一)当前我国社会事业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在保持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社会事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长期受城乡二元结构、发展观念、管理理念和各种体制机制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社会事业发展在总体上与经济发展还不相适应,还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所要求的较为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还有很大差距。社会事业发展还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第一,总体水平低。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水平总体上还比较低,与经济的快速增长还很不协调。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33.5万亿元,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一些发达地区已超过1万美元,按世界银行标准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GDP的缺陷在于,它并未考虑社会发展因素,而且只是一个数量指标,不是质量指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 《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 指出:“有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开始落后于经济增长。”该报告提醒,中国目前面临的挑战就是将其令人瞩目的收入增长转化为非收入方面的人类发展的可持续增长。2010年,我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位,社会发展落后于经济增长的状况仍没有明显改变。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不但落后于发达国家,甚至一些指标也低于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卫生总费用占GDP比例同比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以2011年为例,全国医疗卫生支出6367亿元,环比增加1563亿元,增长32.5%,占2011年GDP总额1.35%。相比之下,发达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占GDP比例一般为6%~8%,发展中国家多数是2%~6%。
第二,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我国对教育、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公共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公共服务的供给仍然不足,尤其是在贫苦地区,教育科学、卫生等基础设施十分薄弱。近年来,公共需求增长与供给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并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一般来说,公共服务供给主要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经济发展水平,二是制度安排。我国公共服务供需的阶段性矛盾,显然是后者造成的。也就是说,这个矛盾暴露出我国在制度安排上存在某些缺陷。就制度安排来说,我国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明显弱于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相应地,以投资性财政支出体系为主的财政体制制约了公共财政目标的实现。据学者统计,1978~2006年,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项目的投资占国家财政支出总额的比例呈下降趋势。以教育为例。1993年颁布的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到2000年达到4%。实际支出比例是:2002年为3.41%,2003年为3.28%,2004年为2.79% , 2005 年为 2.16% , 2006 年为 3% , 2007 为3.32%,2008为3.48%,2010年达到3.66%依然没有达到在2000年就应该达到的目标。2011年3月5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2012年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4%。
第三,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应,我国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社会事业发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别。以区域间差别为例。在教育发展方面,从教育资源、财政投入、设施条件等主要指标看,中西部地区发展水平低于东部地区,其中中部地区在许多指标方面处于最低水平。在医疗卫生方面,以万人拥有床位和医生数量指标看,东部地区万人床位数比西部地区高2.1个,东部地区万人医生比西部地区高3.1人。再看城乡间差别。201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13倍。城乡社会事业发展不平衡由此可见一斑。“十二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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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能否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能否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行业间收入差距超8倍 行业内差距数十倍
5月2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11年全国职工平均工资,其中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而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私营企业收入远低于非私营企业。
其中,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9万元以上,最低的农、林、牧、渔业每年收入只有2万元左右,两者相差4倍多。私营单位中,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平均工资最高,达35562元,最低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每年收入只有1万元出头,两者之比为3.03:1。如果用非私营单位金融业的平均工资与私营单位的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相比,两者差距超8倍。
除了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行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是比较大的。北京的某家大型网络门户网站,新入职的员工月薪2500元左右,高管年薪50万元以上,收入差距达20倍。中关村某家IT上市公司,基层普通员工月薪4000元,高管年薪数十万到几百万元不等,收入差距达到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收入不公的结果:
今年9月15日,在西安反日游行的人潮中,来自河南南阳的打工青年蔡洋抡起一把U形锁,砸穿了日系车主李建利的颅骨。在他被警方逮捕后,媒体详细地勾勒出了这个21岁泥瓦工的个人像:进城两年多,喜欢看抗日剧,上网玩枪战游戏,梦想上大学,在QQ空间里孤独地诉说对爱情的渴望,为最近刚涨到200块一天的工资而感动振奋。
像蔡洋这样来自乡村、孤独地漂在城市中的打工者,其形象在近年已经从辛勤工作的建设者、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和牺牲者,渐渐向着“引发社会冲突的不稳定因素”一类负面方向转变。他们挣着仅够自己在城市中容身的工资,长期与家人分离,承受城市文化的冲击,在心理上努力消化城乡各种巨大的鸿沟带来的精神危机,并容易在媒体报道中成为暴力事件的主角。
第四,公平性差。公共服务的资源配置还不尽合理,不同区域甚至同一区域的不同人群享有不同的公共服务,严重影响社会公平。以教育公平为例。教育公平居于公众关心的民生问题之首,被人们认为没有什么比教育不公更为不公的了。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起点。一般认为,教育公平主要表现在受教育机会、教育资源配置和教育投入方面,这实际上只是其中的重要方面,如今择校、高考加分、保送、高等教育高学费,越来越成为更严重的教育不公问题。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由于招考部门有更多的自主权,不公现象也时有暴露。此外,我国卫生分配公平性也比较差。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差距极大。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50.3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但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
第五,质量不高。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质量还比较低,科学技术水平、国民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的差距,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还不够大。以教育和科技为例。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规模世界最大,但与世界高等教育强国、世界一流大学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还存在较大差距,一线创新人才还比较缺少,人力资本水平仍需大力提升。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副刊》副主编菲尔·贝蒂说:“中国最好的大学与美国最好的大学相比仍有很大差距。”该杂志每年都对世界各国大学进行排名。2010年在这项排名中,中国顶尖的大学北京大学名列第37,其次是中国科技大学,名列第49。此外只有4所中国高校——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跻身前200名之列。相比之下,位居前20的大学中有15所是美国高校。事实上,哈佛、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这3所美国大学占据了前三甲。
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在科技上不断取得突破和创新,加强科技对经济的支撑作用,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取得主动。但是由于自主创新能力不强,我国企业在总体上缺乏核心竞争力,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中国制造”总体上还处于国际产业链的低端。权威统计表明,我国制造业技术来源一半以上要靠进口,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均在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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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美国和日本更在5%左右。
第六,改革滞后。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功相比,社会事业体制改革滞后,举步维艰,在一些领域,成绩与代价并存。主要问题有:其一,缺少一个对社会事业改革进行统一规划、指导和监督的机构,造成改革中政出多门、缺乏相互协调的混乱局面。其二,不恰当地引入市场机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看不起病、上不起学、文化需求得不到满足,并由此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不公加剧、公众不满情绪增加,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加大了社会管理的难度。经过市场化改革之后,一些事业单位名不符实。其三,各项改革措施和体制机制不配套。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民间组织管理体制、户籍制度、二元经济体制、税收政策、金融政策等与社会事业体制改革不配套,带来一系列新的矛盾和问题,制约社会事业的深入发展。
(二)当前对推动我国社会事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十二五”时期,人均GDP将进一步增加,消费结构将快速升级,居民对公共服务的需求将显著提高。需求的满足将转化为消费,从而拉动经济增长并带动产品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如何有效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形成社会事业发展与经济发展协调并进与良性互动的局面,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而紧迫的任务。我认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应将着力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着力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切实改善民生。社会事业发展受经济发展的制约,也受历史、文化、观念等因素的影响,相比较而言,社会事业发展比经济发展更为复杂。我们不能奢望在短时间内使各项社会事业都得到快速发展,而应该从当前实际出发,尊重社会事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把群众最关心、反映最强烈、需求最迫切的民生问题作为首要任务,保障城乡居民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脚踏实地,稳步推进。在此基础上,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城乡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简言之,就是要把“保基本”作为发展社会事业的根本理念和原则。保障社会成员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最起码的社会公平。为此,必须切实加强就业、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基本服务体系建设,在这些涉及基本民生的领域,建立健全保障人民基本需求的制度,促进社会事业发展的规范化、制度化。
第二,大力发展科技事业,提高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世界各国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综合国力的竞争,而综合国力的竞争归根结底表现为科技和人才的竞争。在当今时代,科技与人们生活的关系比任何时代都更加紧密。科技在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改善人民生活方面,越来越展示出第一生产力的威力。强大的科技,大批的创新型人才,是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力量源泉。我们要认真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继续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基础学科研究,充分调动科技和教育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和工作热情,培养和造就大批创新型人才,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同时,树立科技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观念,鼓励产学研相结合,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有效解决科技与经济发展相脱节的问题,不断缩小在科技和经济方面同发达国家的距离。
第三,统筹推进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一是要在中央这个层面上做好统筹规划,根据政府能力、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历史文化传统、居民需求趋势,制定发展目标,明确工作重点,确定“基本需求”的标准,分清轻重缓急,有计划、分步骤地促进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二是要着力加强农村社会事业这个薄弱环节,各级政府都要把发展社会事业的重点转向农村,加大人财物的投入力度,确保每年新增教育、卫生、文化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切实提高农村公共服务水平,保障农民基本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三是要高度重视对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被征地农民等弱势群体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动员各种力量,解决弱势群体的就业、子女入学、社会保障、社会救助等问题,维护他们的社会权益,让所有人共享公平正义的阳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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