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雷马斯的符号矩阵和叙事语法
格雷马斯受索绪尔与雅各布逊关于语言二元对立的基本结构研究的影响，认为人们所接触的“意义”，产生于“语义素”单位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分两组：实体与实体的对立面、实体与对实体的否定，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充，提出了解释文学作品的矩阵模式，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是反x，在此之外，还有与x矛盾但并不一定对立的非x，又有反x的矛盾方即非反x，即
在格雷马斯看来，故事起源于x与反x之间的对立，但在故事进程中又引入了新的因素，从而又有了非x和非反x，当这些方面因素都得以展开，故事也就完成。
对“符号矩阵”在文学批
评实践中的反思
康建伟
内容提要 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在国内文学批评实践中存在两种误读情况：一是在部分论著中将符号矩阵第三项和第四项位置颠倒，二是在函项赋值上存在很多偏差，并且缺失整合意识。通过重读符号矩阵，并借鉴杰姆逊运用这一模式分析文本的经典案例，可对上述不足加以修正。
关键词 符号矩阵 函项位置 赋值 整合意识
阿尔吉达斯·于连·格雷马斯(1917~1993年)是立陶宛裔的法国著名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主编《符号学巴黎学派》，标举出了符号学的“巴黎学派”这一名称。“符号矩阵”是他根据法国结构主义创始人列维·斯特劳斯的二元对立模式扩充发展而来的一种符号分析模式。源自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命题与反命题的诠释，他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简单的二元对立，扩充为四元，这样在叙事分析中就有了较强的可操作性。所谓符号矩阵，即设立一项为X，它的对立一方为反X，第三项为非X，与X矛盾但不一定对立，第四项为与反X矛盾的非反X。国内文论界对这四项的理解是一致的，但在这四项的关系图式及运用于具体的文本阐释时，我们却发现了不少误读，具体如下文所示：。
1)颠倒符号矩阵中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
在朱立元先生主编的《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将此四项的关系归纳如图1所示[1]，并引用了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用此模式对中国古典小说《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如图2所示[2]110。
图1 朱立元先生《当代西方文艺理论》中四项的关系
图2 杰姆逊对《聊斋志异》“鸲鹆”篇所做的分析
这种图式影响广泛，很多文学理论书籍都采用了这一图式。但是这里明显存在一个矛盾，在这个图式中第一项为X，第二项为反X，第三项为非反X，第四项为非X。而在杰姆逊所做的分析中，第三项为非人，第四项为人道，也就是反人的矛盾项，即非反人。若将人再抽象为X，则第三项为非X，第四项为非反X。所以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安排上正好是颠倒的。那么在第三项和第四项的位置到底应该如何安排呢格雷马斯在《论意义》中将一个意义的基本结构表述如图3所示：
图3 格雷马斯《论意义》中意义的基本结构
在这个基本结构中，S1与S2是语义轴S在内容层形式的层面上串联的两个相反的义素，S1与S2则是分别与S1与S2相矛盾的对立项。将这一基本结构运用于具体的规则，我们看到格雷马斯做了如下构图，如图4所示：
图4 格雷马斯的构图
例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绿灯表示通行(即S1)；红灯表示禁止通行(S2)，黄灯在绿灯之后表示非通行，在红灯之后表示非禁止，当停用红绿灯而只亮黄灯时，它甚至还表示S1+S2[3]。
对于上述引文，《论意义》的译者吴泓缈曾用符号学方阵对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个语义域进行了浅显易懂的描写，如图5所示。
图5 吴泓缈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语义域的描写
鼓励生一子，禁止生多子，不鼓励不生子或私生子，不禁止双胞胎或三胞胎，似乎所有的可能性都在其中了[4]。
综上所述，《当代西方文艺理论》所引图式，一方面与所引用的杰姆逊的论据是不相符合的。在杰姆逊的分析中，第一项即X项为人，第二项即反X项为反人(王爷)，第三项即非X项为非人，是与X项矛盾但不对立，第四项即非反X项为人道，是与反人(王爷)矛盾但不对立，反人的矛盾项为非反人，即为人道。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X项与反X项是对立的，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命题与反命题的对立，这是所有分析的基本着眼点，而第三项应为非X，第四项应为非反X。另一方面与格雷马斯及其译者的解释是不相符合的。格雷马斯不仅指出命题与反命题的对立，而且指出了
格雷马斯矩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