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反腐文学说到政治文学
今年的两部作品不能不说，一部是著名作家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民的名义》，一部是青年作家丁捷的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追问》。这两部作品都是热销书，一直高居各种图书排行榜。从现在文学评论界的题材分类来说，它们都属于“反腐文学”。顾名思义，反腐文学就是以与社会上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作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其实，这种文学每个时代、每个国家都会有。因为趋利是人的本性，而任何制度又都是有漏洞的，所以就会有人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谋取超过自己应得的利益，由此，腐败产生了。由于腐败是腐败者在为自己谋取非份或非法所得，从公平的角度说必然会侵占他人或公共的利益，或者对其造成损害，因而自然会引发后者的反对。所以，有腐败就有反腐败，也就会在文学上有同样的反映。这基本上是人类私有制以来上演的传统保留剧目，只不过时热时冷罢了。不过，说句多余而又饶舌的话，人类生活中有腐败和反腐败，但只有反腐败的文学而没有腐败的文学。因为腐败虽根植于人性，却违背了社会的公平与文明的规约，所以文学自然不会为其张目。这也顺便说明了一个道理，文学总是站在正义的一方，因为文学是文明的参与者之一。
中国的反腐文学可谓历史悠久，只不过不一定叫这个名。远的不说，晚清以来的谴责小说、官场小说、黑幕小说等等，实际上都是这个大类。晚清为什么盛行这类作品？因为那个时代的腐败太严重了，官场太黑暗了，而制度又太专制。这样，许多因素就汇聚起来催生了这类作品。比如民众对腐败的憎恨，欲借文学以泄愤；比如官场太黑暗，正直者欲借文学以揭露；再比如制度太专横，人们又借文学批判之、想象之、窥探之。针对这一点，有学者说，官场小说的关键之一就在它对官场生活的揭秘。专制政府一般都是不透明的、神秘的，这种神秘一方面是制度使然，方便暗中操作，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塑造高深莫测、威严震慑的官府形象，自古有言侯门深似海，就是这个道理。
而且，府衙越大、官阶越高就越神秘。因此，官场小说描写的府衙越大，“密级”也就越高，对阅读的刺激也就越强，越能满足人们的窥探欲。为什么清末民初的这类作品好写大官大衙门，最后大家一哄而上写皇帝、写宫廷，秘史满天飞？就是这个原因。不过，到了宫廷揭秘，也就到顶了。
当然，这只是稍稍回顾一下历史，不可以与中国当代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反腐文学相提并论。因为同样是反腐文学，它们创作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如果历史上反腐文学的繁盛是因为腐败的泛滥，那么今天反腐文学的兴盛则是因为反腐力度的空前。当前的反腐文学已经是主旋律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但呼应了国家的制度革新与法治进程，更是大众社会心理强有力的投射。从美学风貌上看，现在的反腐文学也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鲁迅批评清末盛行的官场黑幕小说“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世要求，得此为快”。现在真的是画风大转。以周梅森的《人民的名义》来说，就非过去的反腐小说的格局所能比。周梅森带来的是让读者惊心动魄的故事，是环环相扣、戏中有戏的连台大戏，是性格丰满而独特的人物形象。下到底层劳动者，上到党的高级干部，包括商界、企业、金融，以及社会灰色地带的各色人等，构成了现实的浮世绘、时代的众生相。作品以一个省域为故事空间，以重大腐败案件的侦查为故事动力，层层推进，抽丝剥茧，不断将故事推向高潮。作品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惊心动魄，而且对当今中国复杂的社会生活、多样性的社會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思考。这样的作品，不仅是对当前社会主体的积极回应，同时也满足了读者审美需要，给人们带来了酣畅的精神享受和富于挑战的理性思考。它对时代的呼应，对现实的批判勇气，足以鼓荡起人们的豪情，满足人们对社会巨大的思考量，而其对正反两方面典型的刻画，包括对许多小人物的精雕细刻，都使得文学人物的画廊不断增量。特别是对侯亮平等人物的塑造，使久违的“英雄”式形象得以回归，从而复活了人们心
中的英雄审美情结。与之相对应，以英雄人物为引领，对社会全景式的反映和富于哲学意味的反思，使得长篇小说再次显露出史诗的光芒，显现出崇高之美。相比较而言，青年作家丁捷的《追问》则是另一种形态。它是纪实文学，选取的是八个在当前反腐运动中具有典型性的案例，通过采访者与八个贪腐对象的对话来展开叙述。首先，作品让真实的贪腐对象站到了读者面前，与读者面对面，叙述成长道路，回顾犯罪过程，反思多样人生。这就是纪实文学的强项，即在场性。其次是作者与贪腐对象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审问，对话者是平等的。同时，这些对话是多方面的，并不仅仅集中在被采访者的腐败行为上，而是涉及他们人生的方方面面。其实，对话就是“追问”，与被采访对象一起追问。这些追问是社会的、政治的、法律的，也是生活的、人生的，更是人性的、思想的与灵魂的。通过这些对话式的追问，许多层面被打开，许多秘密被揭明，许多问题被剖析，如此种种也是纪实文学的强项，即思想性或评论性。再者就是作品与有关反腐新闻的区别。文学与新闻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对相同的对象，新闻提供的只是观点与事例，它不可能有情节，更不可能有人物形象，也不可能有超越事件本身的“远距离”的思想和观点。而《追问》恰恰带给了读者这些，这就是纪实文学的文学性，也是对世界在新闻表达之后需要文学书写的原因。
周梅森不大说《人民的名义》是反腐文学或反腐小说，他更倾向于说它是“政治小说”或“政治文学”，应该说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从更概括的上位概念说，反腐文学确实属于政治文学的范畴。反腐文学属于政治文学，但政治文学却不等于反腐文学，政治文学的范围要比反腐文学宽泛得到。不仅范围宽，理解上也不同，在文学实践层面也有区别。由于历史的原因，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所谓纯文学的强调，人们对文学与政治联系起来似乎有很大的抵触。说句实话，由于人们历来形成的观念，人们对待政治文学，注意力都在政治上，不太看重其文学；同样，看反腐文学，人们在意的也是在反腐，不太把它当文学看。这里面存在着很大的审美误区，也严重制约着政治文学
由反腐文学说到政治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