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权力与文学经典传承的关系
陈冬
【摘 要】在古代文学经典的代代相传中，审美权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致力于探讨古代文学经典传承之原动力，清理其传承之根本规律，而这些探讨，都不可避免地与审美权力密切相关。即文学经典是在传承儒家经典的话语强势权力基础上，获取自己的审美权力强势话语，而且表现出某些的通约性，在特定的历史区间内，有着共通的运动规律，抑或说，作为儒家思维群体认知的重要倾向，或隐或显有着文学经典传承的历史根性。此历史根性对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深刻影响。 【期刊名称】教育现代化（电子版） 【年(卷),期】2016(000)029 【总页数】2
【关键词】审美权力；文学经典；传承
对于文学经典模型，可以知道，文学经典=权力×审美性；其中，人们往往会把审美因素当作是一个常数，而权力因素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则常被当作是一个变量；于是，形成一种观点，认为特定的文学经典作品，如果审美性越强的话；那么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作用力就更弱。由此可知，审美权力可以说是作为审美性的话语强势——典型地体现为文学经典——与各种社会权力尤其是意识形态交织在一起。
一 审美权力必然是根深于社会历史的土壤之中
审美权力必然是根深于社会历史的土壤之中，以审美性的内部发展规律和社会历史人生外部存在条件的共同彰显为强势的话语权力。审美权力最典型的体现
也就是文学经典的传承问题，其可以说是审美权力的留存于世之印迹。文学经典的表现形式，就是以独特的审美性，参与社会权力之建构，在与各种社会权力的交融、碰撞、纠葛之中，经过一系列权力的建构或淘洗后，仍能留存于世并被铭记的典范性、审美性文本。
在漫长的封建王朝时代，儒家经典可以说是古代最重要的知识谱系，影响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方方面面；其对于诗学艺术之影响，而今已经得到公认。虽然当今对于文学之源起，尚存不少争议；但是，汉人推崇文字作品之审美性，当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浓厚的经学氛围中，人们并不排斥对文字审美性的模仿和追崇；似乎僵硬枯燥的经学知识权力，完全与审美性极强的辞赋可以并存；甚至，还可以籍之以作传达之工具，让经学话语得以喜闻乐见。因此，儒家经学权力，有与审美性融合的需求。而审美性文字，需要借助经学权力以为之获取合法性地位。
就儒家经典而言，当然并非一出现就成为口耳相传的经典。就汉魏之间的儒家经典的整理和保存情况来说，“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由汉入魏，战乱频繁，各类书籍典策堆积如山，由于缺乏归类整理，往往是“庸音杂体，朱紫难辨”；于是，郑默选择“经典”，整理排序。郑默是以轻重有别的经典意识，来归类整理当时的书籍典策，与今日之甄别经典的情形，很有类似之处。“经典”一词，有标准典范的意思，汉人就是用来专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代表封建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现，诸如《诗》等，本身就具有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与审美性相结合的特征。审美性文字得以名正言顺地出现在儒家经典中；为审美性文字的大行其道提供合法性佐证。
二 审美权力集中体现在文学经典在与现世秩序的对话、交融动态过程中
审美权力集中体现在文学经典在与现世秩序的对话、交融动态过程中，有着与过去一以贯之的历史根性。儒家经典对于中国传统文学艺术之影响是多方面的，且不言其思想内容等方面，就儒家经典之章句学和授受传承机制而言，其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谈论儒家经典，就必须注意到其授受传承机制的变化。就此而言，据章学诚的看法，自汉以前，经历了数次重要的变化。在西周或更早时期，当时“官师治教”合一，即拥有知识权力的“师”之“教”，与拥有政治权力的“官”之“治”，是统一在一起的；在这种由社会经验丰富的氏族长老扮演的、官师合一之运行机制下，用质朴的文字记录了社会运行规则，所以，道器合一，尤其是文字之“器”，没必要也不可能“炫奇”，而且质朴文字所表现出来的社会规则之“道”，自然得到国家权力即官学之保证。众所周知，当时诸子的学说，其阐明“道”之“器”，即文字，纵横捭阖，有极强的审美性；但是，“器”虽美，却很少能得到政治权力的支撑；国家社会运行之“道”，不能与审美性文字合一，也就是道器分离。自此以后，士人知识不断膨胀，道器之间，国家权力与审美性之间，始终存在离合的张力。
不同于儒师的章句学问，在史书中，是以史实来解读儒家经典。史书中还录有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辞赋；收录辞赋，必是注意到其审美性。史家们在关注审美性时，更看重的是它的社会致用价值，要与士人经世大略相关，此正有意无意勾勒出审美权力的历史根性。审美权力指向的是社会现实功利意义，诸如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张衡、曹丕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典作品，可以看出他
审美权力与文学经典传承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