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宗教解读：良渚玉器饕餮纹与演变规律 - 图文

山M 12: 98琮和M 12: 100玉钺的，是这种型式的典型，图一所示是琮上纹饰的摹本，对于这个纹饰显示的图象，可以从三个层次去理解：第一，将整个图象看作整体，也就是一个有两个面孔的人形，上方是戴有羽冠的首部，其下为左右分张的双手，躯体有目有口，下方是踞坐的两足，在商代器物上，也出现过有首、腹两个面孔的图象，如殷墟侯家庄西北冈1001大墓出土的骨制筒形器、日本泉屋博古馆收藏的青铜器鼍鼓。第二，将图象看作上下两部分的重合，上方是人形的上半部，有戴羽冠的头和双手，下方为兽面，有卵圆形的目和突出撩牙的口，并有盘屈的前爪，上下的界限相当清楚。这样看时下部的兽，很可能是当时龙的形象，辽宁西部发现的红山文化龙形球，如把龙的脸部平而展开(图二)，与上述兽面非常近似，这一点马承源已注意到了，缺上表现的龙没有角，目系卵圆形，口中有撩牙，和较晚的龙有所不同。

需要指出的是，根据后来传说，饕餐本是龙的一种，“好饮食，故立于鼎盖”，这似可作为参考。

1988年，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有仰韶文化的人骑龙形蚌图，但良渚玉器的这一图象人形并不像骑在龙上，似不可引西水坡蚌图的例子来解释。

第三将图象看作以兽面为主，上而的人形是兽面的附属部分，人形的脸部作倒梯形，羽冠的轮廓也十分特殊，正好是良诸文化流行的一种玉冠状饰的形状，据发掘简报，反山除一座墓外，“‘其余各墓均有一件。……现据在墓内位置和器形与神人（按指图象中的人形）所戴羽冠形状相似，命名为冠状饰，出土位置均在头骨一侧，体扁平，上大下小，如倒梯形，上端作冠顶状，下端锯割出一扁短榫头，榫上钻有2至5个等距离小孔，既可嵌插，又可销插固定，原应镶接在某种木质实体的顶端，在冠状饰的下方往往发现成片的朱砂和用于镶嵌的小玉粒。”

图三

浙江的牟水抗在论文中推断这种“冠状饰就是神偶像上的帽了”，而且和余姚河姆渡出土的所渭蝶形器联系起来，因此，不妨认为图象中兽面上方的人形实际是表现这种冠状饰，是神性的一种象征

以上说的三个层次的理解，在我看来彼此并不矛盾，这种图象所要表现的，正是人形与兽形（龙）的结合统一，如牟永抗所说是“人兽合一’。不管把图象看成神人的全身、或人、兽的两个面孔，或戴有人而形冠饰的兽面，可能都是原设计者的目的。

图象中的兽，即龙，木来是神话性的动物，是古人神秘信仰的体现，同时又是当时正在逐渐形成与强化的统治权力的象征，要在图象中表现这一点，于是构成了如此奇幻的纹饰，

很多学者都指出了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餐纹有或繁或简的不同形式。以近年考古发掘的出土品而论，牟水抗已经用类型学方法将这种纹饰的演变划分为四个阶段，如果加上传流在海内外的若干这种文化的玉器，材料还可以丰富不少，后者种有论著作过搜集，如多伦温德、林巳奈夫、邓淑蘋等，读者不妨参看。

图四

饕餐纹简化的方式，不外两点，即省略化和图案化，上面讲到的繁复的型式，图象是比较肖形的，省略化就是在不同程度上省掉繁复图象的一些组成部分，图案化则是把图象的若干部分变成简单的几何形。

先看省略化的例子，反山M 22:20省去了人形的双手；反山M 22:8又省去兽形的两爪，这两个例子都保留着人的面孔，再进一步，只保留人形的轮廓，并予缩小，如反山M12: 85;最后，上方只剩下兽面额上的突起或拱隆，如反山M22: 11和5反山M23: 67。最后一例，可以说同时也图案化了。

图案化是在省略化的基础上进行的，图三：1反山M 17: 2下方的兽面和反山M23: 67很接近，只是又省去了鼻子，其不同处是上方保留了人面。人面和兽面的两目形状不同，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其他文化玉器中也有两种面孔共存的情形，眼形同样是不同的，在此不能详论)）。人面上方的横线，牟永抗文认为是由羽冠变来。人面还能进一步图案化，如图三：2，完全成为横线、圆点的组合，无外乎过去有人把它误认作八卦符号了，这种最简化的例子，在大3}'!良渚文化玉琮上最为多见。应该说明，虽然我们可以将良渚玉器饕餐纹的种种型式，象上面这样山繁到简地排列起来，可是事实上这不反映纹饰演化的时间顺序，例如反山M 12: 98玉踪，上面就有最繁复的这种纹饰跟非常图案化的这种纹饰同时出现，由此可见，型式的差别不过是表现方式的差异而已。

图五

图六

图七

在图案化的例子里，还可以只出现人面或者兽面，以至把人面、兽面横列起来，比如不列颠博物院的一件玉臂圈就是这样，人面和兽面的力向还是颠倒的，这是这种纹饰的例外的变种，。

图八

从以上的分析，不难看到良渚文化的饕餐纹有种种特点，在中国的其他时代的器物，以及中国以外的古代文化器物上，也有很多用人或动物的面孔形状作为装饰的，它们都不具有这些特点，因为它们和良渚文化没有联系，纹饰的性质、意义也不相同，下面着重以商代）（包括二里冈期和殷墟期）的青铜器饕餐纹，与良渚饕餐纹作一对比。 我觉得，足以对比的有以下几点:

1陈公柔、张长寿在他们的论文里提出的饕餐纹的定义是:“其特征是一个正面的兽头，有对称的双角、双眉、双耳以及鼻、口、颌等，有的还在两侧有长条状的躯干、肢、爪和尾等，兽面是青铜器饕餐纹的主休，在良渚玉器上也是这样，虽有些上方有人面，却可以省略掉。良渚的这种纹饰还没有出现躯干和尾，但有的有肢、爪。

2前文曾说到，良渚的纹饰都没有角，商代青铜器上的很多是有角的，但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冈期的这种纹饰多数并没有角，其兽头上，有的有立羽，有的有T形的耳，关于T形是耳而不是角，最近有论文作了很好的分析，所用主要为商代雕骨的材料。

3良渚纹饰的兽面，眼睛是卵圆形的，二里冈期青铜器花纹兽面的两目，眼珠的形状近于卵圆形的仍占较大比例，只有一部分表现出尖的眼角，到殷墟期，便流行像甲骨文“臣’字那样内眼角钩曲的目形，有了较明显的变化，。

4良渚兽面大多有宽阔的口，而不明显表现下颚，在图一的图象中即可看到这一现象。还有的兽面，口部是朝下的，例如瑶山M 10: 20，嘴和牙齿刻在器的下缘上，商代青铜器的兽面绝大多数是口部向下的，是非常突出的特点

5如前文所述，良渚纹饰兽面上方可视为羽冠，并可简化为兽额上的突起部分，有趣的是，商代的兽面也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个部分，有的还可以看出是有羽的冠形，如图四：1、2所示；有的则也简化为额头上的一处隆起，仔细观察青铜器花纹这个位置，不难发现这不是动物肉体应有的形象，而是外加在那里的一个成分。这种冠形还在青钢器的带状纹饰中独立存在‘如图五)，更证明它不是动物肉体的一部分。

6商代青铜器的饕餐纹，有时在面的两侧有衬托的花纹，大多是首部回顾或朝下的侧视的龙，图四：2即其一例，良渚玉器的纹饰也有加衬托的，如反山M16: 4，兽面两侧部有侧视的羽冠人面，另外，也有衬加侧视的简化兽面的，如反山M 23: 67)，这种侧视简化兽面被一些学者误认为鸟形，其实它的眼睛总是和作为主体的兽面一致的。

7侧视人面在瑶山M 7:26等玉器上也曾出现，这种人面的表现手法异常简单，只是把正

视的人而对剖为左右两半，商代的纹饰也有同样的手法，不管有身、尾与否，总是可以划分为左右两华，例如图四，兽面的下颚描绘为对称的两个，就是在正视的同时又表现侧视的结果。马承源先生说:“兽面纹既表现为物体正面的形象，同时也是表现物体的两个侧面，我们称这两种结合的方法为整体展开法”。 因为同时表现侧视，所以商代的饕餐纹只要有爪，爪一定是向内的，如图四：1就是这样。左右的侧视必须把爪绘为朝头的方向，从正视看便是向内，显得特异而不自然，良渚玉器的纹饰也是这样，例如图一，人的手、兽的爪都向内，这表明这种纹饰也采用着类似的表现手法。

8商代的纹饰多填以云雷纹或用云雷纹衬地，这也可以追溯到良渚文化玉器，如图一纹饰普遍填有云雷纹；以云雷纹衬地的例了，有瑶山M 12:1玉琮。

以上八点证明，良渚玉器和商代青铜器的饕餐纹，固然不是彼此直接承袭的，但有很多共同的特点，不能用偶合来解释。它们之间，显然有着较密切的联系。 四

良诸文化和商代之间，存在着一段时间距离，在年代上居于良渚文化与商代之间的，有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餐纹。大家知道，山东龙山文化乃是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和山东龙山文化，良渚、山东龙山两种文化的下限相差不远，后者只是略晚一些，山东龙山文化的玉器、陶器上面有时有种种花纹，与良渚文化的花纹一样复杂。

严格说来，山东龙山文化的饕餐纹只有一个确凿的例了，便是1963年山东日照两城镇发现的玉锛，这件玉器从形制、工艺及共出器物判断，其文化性质是不容置疑的，器的下端两面有线刻的饕餐纹，如图六。两面花纹形状不同，但有下列特点: 1没有躯千和尾，只表现为正视的面部形象。 2没有角。

3眼睛是卵圆形的，中涵圆的眼珠，同良渚文化较为接近。

4花纹的一大区别是有宽阔的口，而不见下颚（图六，左）另一面则是口部向下，看不见唇齿（图六，右）。

5顶上有饰羽的冠形。

6面的两侧有衬托的纹饰，可能是首部朝下的动物形（图六，右），出于简化，不能细作分析，

7有对称的两个下颚，因此也有表现侧视的性质（图六，右）， 和上述玉锛花纹相近的还有若干非发掘品的玉器，在此只举台湾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狭长玉斧(也可能是圭)的纹饰为例，其冠饰非常华丽繁复(图七)， 二里头文化的饕餐纹，见于其特有的一种嵌绿松石青铜牌饰，在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墓葬中，已出土多件此种铜饰，此外，现在知道的非发掘品共有七件：美国沙可乐博物馆有三件，辛格氏有二件，火奴鲁鲁艺术研究院有一件，最近在英国伦敦又出现一件，关于这七件铜饰，我已在小文《论二里头文化的饕餐纹铜饰》中作出介绍和论述(26)，几件铜饰中，根据所见材料，只有1981年出土的一件属于二里头二期偏晚，它的花纹虽由于满嵌绿松石而简化，仍可看出很像山东龙山文化玉锛（如图六，左），特别是由顶部披垂到面侧的部分，眼睛的形状，也是很相像的。

其他的铜饰，都和1984年出土的一件类同，后者属于二里头四期。这些铜饰的花纹都更简化，尖喙面口朝下，位得注意的是，它们的眼睛变成梭形，显然是商代流行的“臣’字形目的前驱。

由以上情况不难看出，山东龙山文化和二里头文化的饕餐纹确实可以看成良渚文化与商代这种花纹的中介，因为这两种文化的有关材料还不很多，我们的讨论只能停止在这里。无论如何，良渚文化、山东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以至商代文化，其间的关系不尽是直线的，还有待更多的发现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