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安琪拉的灰烬》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主人公的成长

摘要:成长小说的特点就是主人公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二者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是共存的。本文通过对两部著名成长小说——《安琪拉的灰烬》和《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分析,讨论两位青少年主人公成长中的认知发展过程。这两部无论从创作年代、背景还是从写作手法等方面都不尽相同的小说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同一个主题——家庭责任与宗教信仰的严重缺失,成为妨碍两个主人公成长发展的束缚。而两位主人公最终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挣脱了这些束缚,从而实

现了从社会认知到自我认知的飞跃。

关键词:成长小说;社会认知;自我认知

一、引言

《安琪拉的灰烬》是美国的爱尔兰裔作家弗兰克·迈考特根据自己的成长经历写成的一部自传体小说。该小说自1996 年出版以来好评不断,一举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全美书评奖、美国年度好书奖等,并创下了一连串出版奇迹,令数以亿计的读者深受感动。小说以第一人称的方式叙述、描述了作家的童年和青少年以及成长中所遇到的悲惨、艰辛与历练。

而早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的1904 年1 月7 日,另一位爱尔兰作家詹姆斯·乔依斯在都柏林开始了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创作,并于1914 年完稿于意大利的里雅斯特,历时十年。与《安琪拉的灰烬》相同,长篇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也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小说主要描写都柏林青年斯蒂芬·迪达勒斯如何试图摆脱妨碍他发展的各种影响去追求艺术与美的真谛。关于成长小说特点的描述常常被突出为青少年主人公的社会认知和自我认知。莫迪凯·马科斯在他的论文“什么是成长小说” 中曾对众多定义进行了归纳分类,指出成长小说的定义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把成长描绘成主人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即社会认知;另一类把

成长解释为认识自我身份与价值,并调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过程,即自我认知。通过对以上两部优秀成长小说的分析,笔者发现它们无论从创作年代、背景还是从写作手法等方面来看都不尽相同。但同为自传色彩的成长小说,它们却不约而同地表现了一个主题——家庭责任与宗教信仰这两个本该在成长中起到重要支持作用的因素严重缺失,结合狭隘的爱尔兰民族主义情绪,成为妨碍两个主人公成长发展的束缚。本文对这两部小说进行比较分析,讨论两位青少年主人公成长中的认知发展过程。

二、社会认知

“认知”是心理学的常用术语,是“指人类获取并运用知识解决问题的求知活动和心理过程。认知过程有助于人们理解和适应周围环境,它主要包括注意、知觉、学习、思维和记忆”[1] (P233)。而社会认知指的正是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过程。两部小说的主人公斯蒂芬和弗兰克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分别来自于他们有限的成长环境——家庭和天主教会。

1、家庭责任的缺失

斯蒂芬与弗兰克的成长经历分别在不同程度上缺乏来自父母和家庭的支持。斯蒂芬缺乏父母亲精神情感上的支持。斯蒂芬的父亲从未对儿子表示过尊重,他不停地指责斯蒂芬“懒骨头”,并在言语中暗示他不够“阳刚”。不仅如此,父亲还在家人面前轻视他,并且从来不曾为自己粗鄙的言语向他道歉。甚至在他即将离家去上大学之际,父亲还冲着他的弟妹喊道:“你那个懒骨头臭丫头哥哥还没走吗”[2](P202)。母亲也同样令他失望,“她的那种不信任却比他父亲的骄傲神态使他触动更深……他早已看到在他母亲看来日益老练和日益坚强的灵魂所具有的信念实际是已逐渐减弱了”[2](P190)。斯蒂芬意识到母亲宁愿选择信任天主教会而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由于得不到父母亲精神情感上的支持,失望的斯蒂芬只好试图从自己内心深处寻求力量。弗兰克比斯蒂芬幸运的是,至少父母亲在情感上是支持他的,但拮据的生活使得他们无力支持弗兰克物质方面的需求。母亲安琪拉“希望他(父亲马拉奇)能从农场带些东西回来,像土豆、卷心菜、萝卜、胡萝卜之类的东西。可是,他从不往家带任何东西,因为他不能向一个农民卑躬屈膝地讨要东

西”[3](P108)。弗兰克的父亲像所有古板的北爱尔兰人一样,一直坚持保持高贵、维护体面。他任由这种无谓的骄傲控制着他和他

家人的生活,甚至不惜忍受饥饿的痛苦。因此,弗兰克的整个童年几乎从未填饱过肚子。由于担心污水四溢的厕所会传播疾病,母亲决定搬家。父亲却反对说:“我们不能再搬家了,上哪儿去找一星期六个先令的房子?”[3](P105)由此可见,家庭的极度贫困无法负担起一个干净像样的环境供弗兰克成长。雪上加霜的是,由于恶劣的经济条件,他们被迫一次又一次地从一个“家”搬到另一个更加破烂不堪的“家”。因此,尽管父母亲给予了小弗兰克情感上的支持,却实在无力供给他成长所需的温饱。

2、宗教的叛离

与此同时,天主教会与他们的家庭同样令人失望。它通过种种手段对两位小主人公进行精神上的压迫与束缚,使得他们纷纷对教会产生极度失望、恐惧,甚至叛离的情绪。

当斯蒂芬被问道为何不和全班同学一起写作文时,他解释因为眼镜打碎了,老师免了他的作业。教导主任多兰神父说:“站出来,迪达勒斯,懒惰的捣蛋鬼”[2](P55)。这位教堂的权威人士不但怀疑这一回答的真实性,并且在全班同学面前对斯蒂芬进行口头辱骂之后,还不失对其进行残酷的体罚。作者对体罚这一部分情节从斯蒂芬的听觉、视觉、触觉和心理等各个角度做了极其详细的描写。由于斯蒂芬执着地坚持自己说的是实话,他找到了校长,并向他解释道:“可是,我告诉他我的眼镜碎了,先生,可他还是打了我”[2](P64)。毫无疑问,作为学校的统治者,校长和多兰神父一样对他的学生表示质疑。于是敷衍斯蒂芬“这是一个误会”,他“回头一定和多兰神父谈谈这件事”[2](P64)。幼稚单纯的斯蒂芬竟然对这一答复表示满意,他再一次给教会一个机会证明它本该具备的一切美好职能,但是教会又一次无视斯蒂芬的申诉,更证实了自己虚伪残酷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