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与现代自然法思想

的要素，财产、家庭、劳动方式，通过特权、公会、等级等内容与国家直接联系起来，就是说旧的市民社会直接具有政治的性质。那么个人的特定市民活动和特定市民地位就具有了普遍的性质而不单具有个人的意义。政治革命必然要打倒专制的封建主义，摧毁一切特权、公会、等级。这样就摧毁了赋予个人的特定市民活动和特定市民地位以普遍性质的载体。于是，一方面形成了真正的个人，他特定的生活活动和特定的生活地位只具有个人意义，另一方面，形成了具有普遍性质的国家事务，这种国家事务是不受市民社会特殊因素的影响而独立存在于观念之中的东西。封建社会瓦解了，只剩下自己的基础——人。这种人是利己主义的人，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也是政治国家的前提和基础。可以说，资产阶级革命的这种不彻底性的根源得追溯到启蒙时期兴起的现代自然法思想的不彻底性，它们一方面将组成国家的个人抽象出来变成一个个原子式的个体，告诉世人，人本来就是独立的、自私的、他有权利去争取生活资料，这其实是为资产阶级对于利益的追逐及其所倡导的私有制提供证成。然而，人对于利益的盲目追求必然会陷入一种混乱的状态之中，在其中人不可能生活得更好，不得已，人经历“自然状态到国家”而进入国家，制定法律。要保证法律的有效性就必须维护共同体的存在，共同体成为了至上的“利维坦”，但是这好像又不是自己所追求的初衷，于是对共同体又开始进行分割与限制，目的昭然若揭，那就是让国家变成工具去维护那自私自利的个体。在具有

如此矛盾的现代自然法思想的指导之下，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政治国家，不过政治国家并没有吸收市民社会，而是二者同时并存，甚至市民社会的那些领域反过来成为了国家的基础。对此，马克思评论道：“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几个组成部分，但没有变革这些组成部分本身，没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会，也就是把需要、劳动、私人利益和私人权利等领域看作自己持续存在的基础，看作无须进一步加以论证的前提，从而看作自己的自然基础。”［14］188这明确点出了政治革命的本质和限度。即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为了市民社会的成员，这是自然的、现实的、利己的、独立的个人,而另一方面却通过政治国家把人抽象为公民、政治人、法律存在。 三、可能的出路

这种蕴含于现代自然法思想中，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展现出来的这种矛盾决定了该革命所追求的资本主义社会绝非人类最终的追求，更不会带来“历史的终结”。这种矛盾决定了人还依然是异化中的人，要解决该矛盾而最终实现人本身，就还要进一步的批判和革命下去，直到人本身的解放。到那时“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14］189，自己所拥有的“原有力量”和由这种力量所组成的社会力量将不再会因为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而跟自己分开来。

总之，虽然政治解放完成了，但是人自身并没有实现解放，人自身

的解放只是“来临中的。”德里达在《马克思的幽灵》中批判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意思其实是想说，在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社会中，正义尚未兑现，历史尚未终结，解构尚未结束。自由还是来临中的自由，民主也还是来临中的民主。（参见：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债务国家、哀悼活动和新国际［m］ ．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111-136．）如此，要实现人自身的解放，人还必须继续批判下去，而且批判的对象不再是宗教领域、彼岸世界，而是政治解放后所建立起来的世俗世界。在《导言》中，马克思曾指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16］200。那么，到底该如何批判，批判的对象到底是什么，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的第二部分指明了方向。

马克思认为，由资产阶级革命所建立的资本主义社会，其本质体现于犹太人的世俗生活。经过观察，马克思得出三个结论：犹太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世俗偶像是做生意；世俗上帝是金钱 ［14］191。可见，在现实生活中的犹太人，实践的就是生意，敬奉的就是金钱，追求的就是赚取。通过启蒙思想家的证成，经过资产阶级的革命，金钱已然统治了世界，在此背景下，犹太人和基

督徒都成了奴仆，跪倒在金钱面前，无所谓贵贱高低，正所谓金钱之下人人平等。这一点在市民社会得以完全展露，在这个自私自利的社会中，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就是行为准则；一旦完成政治解放，确立政治国家，这个原则就赤裸裸的暴露出来。“实际需要和自私自利的神就是金钱。”［14］194金钱在这里成了最高的存在，人们向它顶礼膜拜，它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而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正是犹太人的实际精神。如此，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市民社会的实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