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国画之“传神写照”
作者： 刘 军
来源：《剧作家》 2018年第6期
刘军
中国绘画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于中国艺术史一枝独秀，于世界美术史绝无仅有。在国画发展过程中，诸多画论精辟深刻，自成体系，推动创作，引领鉴赏。这其中，东晋大画家顾恺之关于“传神写照”的命题特别著名，影响深远。
顾恺之著有《论画》《魏晋胜流画赞》《画云台山记》。据《世说新语·巧艺》记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传神处重要的在于眼睛，而不在于四体妍媸。画人物要传神不应该着眼于整个形体（自然的形体），而应该着眼于人体的某个关键部位。传神写照的“神”，不是一般的精神或道德学问，而是一个人的风韵、风姿、神貌，即一个人的个性和生活情调。
从“形”来说，画家把人物形体中那些不能表现“神”的、偶然的东西，经过提炼而淘汰，只留下可以表现“神”的东西。黑格尔说：“把每一个形象的看得见的外表上的每一点都化成眼睛或灵魂的住所，使它把心灵显现出来。”从“神”来说，画家用审美的眼光发现和捕捉人物的神韵，并运用自己的技巧在画面上加以展现，这样画面的人物形象，当然也是形神的统一。但是对于自然形态形神统一的人物形象来说，却是一种超越，是一个新的质。而以形写神，企图通过人的自然形态的“形”去表现人的“神”，不管怎样详细精致，乃至纤毫毕现，也不可能表现出人的个性与生活情调。
须知，顾恺之并不认为只有眼睛才能传神，每个人的个性生活情调不同，其典型特征也不同。只要抓住表现每个人个性生活情调的典型特征，就可以传神。另外，顾恺之关于人物绘画的传神写照命题并不局限于人物本身，还要求将个性化的、富有特定生活情调的人物安置在与其生活情调相和谐的特定环境当中来表现，用特殊环境烘托人物形象。这同我们今天所说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相类似。比如他画隐居山林的高士谢鲲，就把他画在岩石当中，恰如其分地表现出谢鲲纵情山水、神游天地的生活情调。
顾恺之的传神写照命题，一方面来自他创作实践过程中的个人感悟，另一方面又有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原因。首先是历史原因。传神写照与先秦哲学和汉代哲学关于形神的理论有关。这两个时代有很多哲学家探讨过“形”与“神”的关系。传神写照这一命题，包含着形而上的精神追求。这一追求同老子的“道” “妙”有密切的关联。他们探讨的形神命题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更加深入。比如嵇康在《养生论》中就提出过这样的重要论断：“精神之于形骸，犹国之有君。”“形恃神以立，神须形以存。”其次是时代原因。魏晋时代玄学盛行，谈玄成风，玄是属于形而上的“道”或“神”。在“玄风”的影响下，文人士子们普遍讲究后世称谓的“魏晋风度”，即不拘礼法，放浪形骸，任情放达，率性而为。并以这种略形重神的风度标准品评人物，对一个人的评价往往忽略其形体外貌的美丑，而极力推崇其神韵、神采、神貌等。
“传神写照”在中国艺术史和美学史上具有极其深远的重大影响，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艺术观念和美学范畴。顾恺之之后，历代艺术家大多极力追求和实践“传神写照”，几乎以此为绘画创作的座右铭。这一命题尤其对后世的写意画和文人画具有重大影响，历代艺术家不断阐释和发挥“传神写照”这一命题，发挥最好的当属苏东坡。他在著名的《传神记》一文中说：“优孟学孙叔敖，抵掌谈笑，至使人谓死者复生。此岂举体皆似，亦得其意思所在而已。使画者悟此理，则人人可以为顾、陆。”他还说：“绘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当代许多国画家依然以“传神写照” “气韵生动”为绘画之圭臬，与时俱进地创造富有中国特色的优秀画作。
责任编辑 李 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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