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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美学
作者：何娟 司同
来源：《青年文学家》2013年第07期
摘要：“罪”与“罚”以及最终的“救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核心命题，然而，作者不是以神学、伦理的方式来思考这一问题的，而是指出了一条审美的救赎之路。 关键词：苦难美学；自由；审美拯救 作者简介：
何娟（1991-），女，安徽安庆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本科生。
司同（1981-），男，江苏徐州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西方美学。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3）-7--02
“罪”与“罚”以及最终的“救赎”不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思考的生存主题，也是其小说不变的精神实质。但更多的时候，论者关注的往往是作者的神学信仰与道德信念，而作为一位文学史上最能描写苦难与痛苦的“残酷的天才”，陀氏有着自己鲜明的美学思想与艺术品格。其小说鲜明的悲剧风格与深刻的生存思考，集中体现了一种深沉而激昂的苦难美学。 1、原罪与苦难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罪”其实有着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神学含义，在《圣经》中，亚当、夏娃被蛇引诱偷吃了分辨善恶的果实，作为对上帝的背叛，人类的原罪就是其凭借理性与知识自称为义的僭妄。二是伦理含义，“罪”等同于肉身欲望与行为隐含的“恶”。如圣经中的“七宗罪”，不仅是宗教禁止的行为，也是世俗伦理与社会法律所惩戒的对象。然而，在宗教与伦理之外，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还隐藏着“感性学”所研究的审美维度，克尔凯郭尔曾将人生的分为“宗教生存”、“道德生存”，与“审美生存”三个阶段。这种审美生存源自个体生命的快乐与痛苦、幸福与不幸，对它的发现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人性的深刻洞察。
在基督教神正论中，上帝用七天创造了一个完美的世界。圣奥古斯丁因此而赞美道：“天主，你看了你所造的一切，‘都很美好’我们也看见了，一切都很美好。……各部分分别看都是好的，而整体自更远为美好。”1莱布尼茨曾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切可能性中最好的世界。而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佐西马长老也说：“要爱上帝创造的一切东西”。然而，陀思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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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斯基却以痛苦的名义对这样一个“完美”的理性世界产生了质疑。在《地下室手记》中，“地下室人”开门见山地自称是一个“有病的人”“一个心怀恶意的人”，他质问“二二得四”式的理性和谐，嘲笑“与全人类拥抱”的道德热情。然而，地下室人承认，“愤恨并不是原因，所以它能够顺顺当当地完全取代那个始初的原因”。其实他的恶毒恰恰来自一个小人物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悲惨命运，对他而言：“一个人绝不会拒绝真正的苦难，即绝不会拒绝破坏和混乱。痛苦——要知道，这是产生意识的惟一原因。”同样，在《罪与罚》中，穷人不仅沦为富人们榨取利润、发泄淫欲的工具与玩物，甚至连自杀的权利都没有，因为他们还有年迈与幼小的亲人。他们只能像伊万诺芙娜一样质问：“上帝啊！难道就没有公道了吗！不来保护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人，你去保护谁呢？”主人公拉斯柯尔尼科夫作为一位才华横溢的大学生，却不得不忍受一位愚蠢、残酷的老太婆盘剥，导致他最终走上了谋财害命的犯罪之路。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凡用残害孩子的五个事例为自己辩护：“我绝不接受最高的和谐，这种和谐的价值还抵不上一个受苦孩子的眼泪”、“我宁愿执著于未经报复的痛苦。我宁愿执著于我的未经报复的痛苦和我的未曾消失的愤怒，即使我是不对的！”
人们往往用宗教或伦理的价值归罪来解释现实中的“罪”与“恶”及其制造的生存苦难，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孜孜不倦地发掘着罪恶深处的生存根源。在他对“最高和谐”的质问中，我们可以听到约伯旷野中的呼喊。舍斯托夫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哲学具有一种深刻的悲剧性，它揭示出：“一旦一个人由于命运的安排在现实面前碰得头破血流，在恐惧中他就会突然发现，所有美好的先验判断统统是假的……悲剧哲学正是从这一点开始的，希望永远失去了，而生命却孤单地留下来，而且，在前面尚有漫长的生命之路要走”。2 2、自由与惩罚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罪”与“罚”在苦难中是统一的。对“最高和谐”的质问带给人类的不是生命的自由与救赎，反而使人类走上了一条血泪交织的苦难之路。
对原罪的救赎是基督教的根本内容，它为世人指明了一条“神人”式的弥赛亚之路。上帝不仅只是旧约中的“创世主”，而且也是一个新约中的“救世主”，为拯救世人献出爱子。基督教不排斥不幸，而是赋予苦难积极的意义，使人看到拯救的希望。这可以是功利主义的宗教观，将受苦视为上天堂的条件，“用罪恶和痛苦当做肥料，去给别人培育未来的和谐”；也可以是唯心主义的宗教观，将“恶”视为自由选择的代价，“正因为世界上存在恶与苦难，上帝才存在，恶的存在是上帝存在的证明。”3《罪与罚》中，波尔费利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受难是一件伟大的事情”，米科尔卡正是因为追求受苦才自认杀人的。然而，以痛苦的名义怀疑上帝，本身就意味着放弃了对救赎的希望，少数意志坚定这可以通过皈依获救，但多数人依然要为自己的软弱受到惩罚。正像宗教大法官反问基督的那样：“是不是只有几万伟大而强有力的人是你所珍重的，而那其余几百万人，那些虽然软弱却爱你的人就只能充当伟大和强有力的人们的脚下的泥土么？”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绝望”是一种致死的疾病，伊凡、拉斯柯尔尼科夫固然因此而饱受折磨，即使正直如梅什金伯爵，也在基督受难的画像前感受到了信仰的危机。他试图像耶稣一样为世人带来爱与光明，却一事无成，甚至无力去挽救自己心爱的人。在佐西马长老看来，地狱不是别的，而恰恰是“由于不能再爱而受到的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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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救赎之路是虚无主义的“人神”之路。在背叛了宗教“他救”之后，主人公们走上了一条此岸的“自救”之路。“神义论”的宗教与“人义论”的伦理法律存在着深刻的矛盾，这一点克尔凯郭尔在对“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分析中已经做了精彩的演绎。正像韦伯所言，在政教分离的现代社会，“祛魅”后的上帝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同宗教“神人”的天国一样，“人神”式的“美丽新世界”同样“需要牺牲千百万败类以实现未来的人”4：
一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式的“超人”。对不公的反抗使拉斯科尔尼科夫相信，拿破仑式的“超人”有权为了拯救人类而超越道德伦理，即使流血、作恶也在所不惜。然而，对强力的追求并没有为他带来幸福与尊严，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是“超人”，他杀死了心中的原则却不停地受到心灵折磨。误杀丽萨维塔证明：以暴易暴只会以消灭苦难的名义制造新的苦难，如果说拉斯科尔尼科夫只是“超人”的半成品，那么斯塔夫罗金式的“群魔”则成了“超人”理论的最终产物。 二是伊凡口中的“宗教大法官”。基督信仰与超人信念只关注少数人，而最终不是弃众生于不顾，就是给社会带来更大的灾难，这正是宗教大法官出场的理由。在宗教大法官看来，“对于人是再也没有比良心的自由更为诱人的了，但同时也再也没有比它更为痛苦的了”。人民需要的不是“天上的面包”，而是“地上的面包”，即世俗的幸福，而这只能依靠“奇迹、神秘、与权威”的统治。然而，这种“平静而温顺的幸福”却只会使人失去尊严：“道德沦丧，低级趣味泛滥，遍地都是犹太人开的小酒馆，盗贼横行，以致白昼抢劫。”5而老卡拉马佐夫式的富人却变成了以亵渎美好、加害他人为乐的禽兽。在《被欺凌与侮辱的》中，瓦尔科斯基伯爵早年也曾有着一脑袋“造福人类”的浪漫主义念头，但现在，他的是非观念已经交给了宗教大法官们，他罪恶也由他们来宽恕，对他而言，“只要我过得舒服、什么都能同意。” 3、审美与救赎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苦痛并不只是人类的“罪”与“罚”，在其深处也埋藏着人类重获救赎的希望。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的盲信只会教人们热爱自己的不幸，“宣称受苦是一种享受，因为在受苦中才有思想”，使人在“自虐”与“自欺”中寻找一种献祭式的病态快乐。这些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不能同意的。在他看来，人必须要苦难抗争，“在生活和痛苦中探索美。”6 “美将拯救世界”是梅什金伯爵透露的秘密。在《波夫先生和艺术问题》一文中，作者指出：“美就是和谐，是平静的保障，美体现了人和人类的理想”7。在《荒唐人的梦》中，作者借一个荒唐的梦境勾勒出一个伊甸园式的星球，但这个美好的世界却失落了，以至于人类遗忘了这种理想社会的存在。这样，回到“异星”式的人间天国就成了“荒唐人”式的梦想：“因为我看到了真理，我看出并且知道，人是会变得美丽、幸福的。”即使如斯塔夫罗金，他也曾梦见了美丽的希望，感受到了人的幸福，并为人类的美好而流泪。如果说佐西玛长老的基督信仰将这一理想建立在宗教的忏悔与宽恕上，那么《少年》中的维尔希洛夫则将其建立在人与人的谅解与关爱中。但无论哪种，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拒绝对彼岸与未来的虚假允诺，对他而言：“生活就是天堂，可是我们却不愿知道这个，如果愿意知道，那么明天全世界就是天堂了。”对这种人间天堂的审美观照引发一种“高峰体验”式的激情与迷狂。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苦难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