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字，认为应该注明它的读音时，则用直音法。直音法是以同音字的读音为被注字的读音，注为“读若某”，可能是同音，也可能是音近。
在字义的解释上，许慎也有极其重要的创造。首先，许慎抓住字的本义，从根本上解决训诂的问题。如“庐，寄也。秋冬去，春夏居。(庐是寄居的房子，《诗》“中田有庐”)
其次，许慎不满足于单词释义，他在许多地方加上描写和叙述。如“狼，似犬，锐头，白颊，高前，广后。”
在中国语言史上，从《尔雅》、《方言》到《说文解字》是一个大发展。《尔雅》只讲字义；《说文解字》除讲字义以外还讲字形和字音。《尔雅》只是材料的搜集和排比，《说文解字》则真正搞成一个科学体系，写出破天荒第一部字典来。《尔雅》所收的主要是些偏僻的词义，因为常用的词义是用不着训诂的。《说文解字》正相反，所收的主要是词的常用意义，因为词的常用意义往往也就是词的本义。对于后人来说，《说文解字》的作用更大，因为从本义可以推知许多引申义，以简驭繁，能解决一系列的问题。
作为一部字典，《说文解字》对后代语文学的影响非常之大。后代的字典，基本上不出《说文解字》的范围，只不过字数增加，例子增加罢了。《说文解字》是中国古代语文学的宝藏，直到今天还没有降低它的价值。在体例上，今天的词典自然比它更完善了，而在古代词义的保存上，它是卓越千古的。自从有了甲骨文和金文出土，《说文解字》所误解的一些地方得到了修正。但是我们可以说，假如没有《说文解字》作为桥梁，我们就很难接近甲骨文和金文。
4．《释名》--第一部词源学著作 跟西方上古时代一样，中国上古时代的许多学者对语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汉代的经学家们更倾向于运用声训的方法来追溯语源。声训又叫音训，是用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词义的方法。如《诗》“君子信盗，乱是用暴。”毛传：“盗，逃也。”到了刘熙的《释名》，则成为声训的专著，作者纯然从语言学观点去探求词的真正意义。
刘熙的声训和前人一样是唯心主义的。他随心所欲地抓一个音同或音近的字来解释，仿佛词的真诠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似的。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因此，凡企图寻找事物名称和事物性质之间关系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但是声训的具体内容不能完全加以否定。事物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到了一个词演变为几个词的时候，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在语音上发生关系的了。《释名?释亲属》说：“父之弟曰仲父，仲，中也，位在中也；仲父之弟曰叔父，叔，少也。”再如“威，畏也。”“智，知也。”“纪，记也。”
《释名》在声训上虽然有很大的缺点和错误，但在语文学上仍然有它的参考价值。第一，即使在运用声训时，仍然反映了词的较古的意义；第二，有许多训诂不是声训，可以和《尔雅》、《说文解字》互相参证；第三，声训既然用同音或音近的字来解释，则往往不但双声，而且叠韵。我们借此可以证明古音的系统。
声训对中国后代的语言学既有不良的影响，也有良好的影响。不良影响的结果成为“右文说”，这是认为谐声偏旁兼有意义。良好的影响结果成为王念孙学派的因声求义。
二、汉末魏晋时期的语言研究 1．《小尔雅》
旧题秦末孔鲋作(孔子九世孙)，不可信。今存《孔丛子》第十一篇，计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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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章：广诂、广言、广训、广义、广名、广服、广器、广物、广鸟、广兽、广度、广量、广衡。除最后三章外都是补充《尔雅》的。据清戴震等考证，今本为后人纂集而成。
2．《广雅》
三国魏张揖著。隋代避炀帝讳，曾易名《博雅》，后复用原名。“广雅”“广《尔雅》所未及”，可视为《尔雅》的续篇。原本为上中下三卷，唐以后析为十卷。篇目名称、前后次序、编排体例、训诂方法皆仿效《尔雅》，取材比《尔雅》丰富，所释训诂名物计二千三百四十三条，博采汉儒笺注、各种字书，补充了不少新词新义。今存最早的版本是明代正德年间刻本，最通行的是王念孙《广雅疏证》。
3．《字林》
晋吕忱著，为补《说文解字》漏略而作，部目依据《说文》也分540部。《字林》收字12824字，里面有些异体字。《字林》在当时有较大的影响，可惜大约在宋元之际亡佚。现存有清任大椿《字林考逸》八卷，陶方琦《字林考逸补本》一卷。
4．语音研究方面
韵书开始产生。魏李登著《声类》十卷，可谓韵书之始，今已不传。晋吕静(吕忱之弟)著《韵集》，也亡佚。
本章结语
在中国语文学史上，训诂学最先出现，这是合乎发展规律的。汉语的特点决定了这样一个发展道路。印度在前二世纪或三世纪产生了一部梵语语法，中国上古时代不需要这样一部语法，因为汉语是分析语，很少形态变化。在梵语语法中，语音是语法的组成部分，所以语音学在古印度也很发达；中国则由于汉字不是拼音文字，语音学的产生也要晚一些。只有训诂学是最能适应社会需要的，所以训诂学首先产生了。
训诂学所以到汉代才产生，跟汉族的文化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在先秦社会里，人们得书甚难。由于简策的笨重，从前传下来的书很少。《诗》《书》之类，其中大部分的著作时代还不算远，一般人还看得懂，所以不需要训诂。到了汉代，文字简化了(有了隶书)，开始有了纸，距离《诗》《书》的时代已经够远了，社会上就要求小学把训诂传授给人们，《尔雅》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当然，国家崇尚经学，也是训诂产生的原因之一。
方言学的兴起，与国家的长期统一有关。国家越是统一，方言的复杂性越是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方言学在上古时代不是主流，中古以后更处于次要的地位。这是因为汉字不是拼音文字，方言读音的差异不影响书面语言的了解；方言词汇除了进入共同语的以外，一般不在书面语言出现，所以人们对方言词汇不大敏感。
字书的出现，是这个时期的高峰。为什么直到东汉中叶才达到这个高峰呢？一则因为学术的发展需要有一个过程，二则因为隶书久已普遍流行，字形起了很大的变化，有些字看不出本来的形态，从而看不出本义来了；三则因为时代越远，古义越晦，单靠故训汇编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即使没有许慎，字书也会产生的。但是，把字书写成象《说文》这样一部高质量的书，则是许慎的功绩。
声训也是时代的反映。不谋而合，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也正是争论事物之得名是由于本质还是由于规定(约定俗成)。可以说，荀子是规定论者，声训家是本质论者。正如在希腊的争论中本质论者占了上风一样，声训曾经占过上风。声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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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害不大。而由于声训的提出，让人们考虑一下语音的语义的关系问题，不是没有一点积极作用的。
第二章 南北朝至明代的语言研究――韵书为主的时期
一、概述
1．南北朝至明代文字、训诂研究简介
这一时期的语言研究，主要成绩在语音研究方面。至于文字学、训诂学方面，继承汉代，也取得一定的成绩。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六朝时代，主要著作有梁顾野王的《玉篇》；隋唐时代，在训诂方面有孔颖达的《五经正义》；五代宋初文字学家徐铉、徐锴，在整理研究《说文解字》方面有很大的成绩；另外，在正字法方面，有唐颜元孙著《干禄字书》，宋张有著《复古篇》，宋王洙、司马光等奉诏纂修的《类篇》，以及明代两部字书《字汇》与《正字通》等。
1.1 梁顾野王的《玉篇》
《玉篇》是南朝梁武帝大同九年(公元543)太学博士顾野王所撰。体例大抵仿《说文解字》，分五百四十二个部首，部目有所增删，与《说文解字》相同者529部，不同者13部。部首的次序则与《说文解字》大不相同。
作为一种字典，《玉篇》比《说文解字》改进的地方颇多。第一是先出反切，这是很合理的。因为读者遇见一个字首先要求读出它的声音来。第二是引《说文解字》的解释，这是《玉篇》的有利条件，许慎没有更早的字书可引。第三是尽可能给出例证。第四是对例子加以必要的解释。第五注意到一词多义现象。
原本《玉篇》收字16917个，字数增加了，更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当然，《说文解字》与《玉篇》的价值不同，各当其用，不能互相代替。如果为了探寻本义，仍以《说文解字》为宗。《说文解字》以说明字形为主，讲本义也是为了说明字形，所以只讲本义，不讲引申义；《玉篇》以说明字义为主，同时也不限于本义，而是把一个字的多种意义罗列在一起。这样做，实际上已开后代字典的先河，《玉篇》在这一方面有它的独创性。
《玉篇》字形以楷书为字头，字下常列古文、篆文、异体、俗字等，以明古今字形之异同 ，为中国现存的第一部楷书字典。
《玉篇》既补《说文解字》所阙漏，又汇集了《说文》以来四百余年间的新材料，保存了一些失传的古籍残文。许慎不可能预见到四百年后的新词新义，因此，从一般用途上说，《玉篇》的使用价值反而高于《说文》。
《玉篇》原本现只有残卷存于日本，清光绪间黎昌庶从日本翻印回国。唐代孙强对《玉篇》加以修订增补，世称《增加玉篇》；宋陈彭年、吴锐、丘雍等重修，称《大广益会玉篇》，收字22561字。现行的是宋本。
1.2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
孔颖达生于隋代，入唐，累官国子司业，迁祭酒，尝受太宗命撰《五经正义》。《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正义》。这五个“正义”现在作为“疏的形式载入《十三经注疏》中。孔疏在《十三经注疏》中占有重要地位对，对后代训诂之学有很大影响。疏是阐述传注的，也算训诂之学。
孔氏的《五经正义》反映了他对语言、文字的一些观点，有些是总结了前人的成果，有些是孔氏提出的。如在文字的音义关系上，他提出了“义存于声”、“借声为义”的观点，实为清代“因声求义”的先导。
汉字的音义联系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同源字，即字音相近或相同、义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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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或相同的字。另一种是通假字，即两字音同或音近，而意义却不同，但由于音近音同而被借用时，产生了假借义(本无其字，依声托事。)孔氏已认识到这两种现象。“义存于声”就是指同源字；“借声为义”指通假字。如《魏风?伐檀》：
“河水清且涟猗。”传：“风行水成文曰涟。”正义：“《释水》云‘河水清且澜猗，大波为澜，小波为沦，直波为径…涟澜虽异而义同。’”
“涟澜虽异”指字异，“义同”是因其音近而义同。又如《毛诗?豳风?七月序笺》：
“周公遭变者，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正义：“古者避、辟、譬、僻皆同作僻字而借声为义，郑读辟为避，故为此说。”
“借声为义”指由于音近音同而被借用，因此产生借义。孔氏并指出古代文献中假借字多，一是本无其字的假借，二是诗以口传，用同音字代替，是本有其字的假借。
总之，《五经正义》是一部重要著作，它在我国古代语言学上的贡献和作用，有待进一步研究。
1.3 徐铉、徐锴的《说文解字》研究
徐铉字鼎臣，扬州人，初仕南唐，后归宋。与弟徐锴齐名，五代宋初文字学家，世称大小徐。
许慎《说文解字》成书之后，经过数百年之辗转传写，又经唐李阳冰窜改，以致错误遗脱，违失本真。徐铉奉诏与句中正等校定《说文解字》，校定本完成于宋太宗雍熙三年(986年)，此即大徐本《说文解字》。
徐铉校定《说文解字》，除纠正原书脱误外，又略有增改。其增改之一为改易分卷。许慎原书十四篇，又敘目一篇，以一篇为一卷，故称十五卷。徐铉以其篇帙繁重，每卷又各分上下，共为三十卷。二为增加反切，许慎时代尚无反切，故注音仅为读若某而已。徐铉始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三为增加注释。四为增加新附字，凡经典相承及时俗能用之字而《说文》不载者，皆补录于每部之末，别题曰“新附字”。新附字凡四百零二。
徐锴的《说文解字》研究也很有成绩，他著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已能注意到形声相生、音义相转之理。《说文解字系传》书成于前，对大徐本颇有影响，世称小徐本。时人有“小徐学问文章才敏皆优于其兄”的看法，其实各有得失，大徐研究《说文》每多述而不作，小徐则有述有作，差不多每条都有“臣锴曰”表示自己的看法。
1.4 正字法专书
唐宋以后，汉字的形体渐渐混乱失真，于是不断有正字法的专书出现。这些书大致都是以正体与俗体并列，使人知所取舍；或辨别形似的字使人不至于写别字。其中较好的几部，如唐颜元孙著《干禄字书》、郭忠恕的《佩觿》、宋张有的《复古篇》等，都对汉字书法规范化作出了一定贡献。《干禄字书》(“干禄”意思是求禄位，因此书为章奏、书启、判状而作。)影响较大，是科举时代的字体标准。书中分俗、通、正三体。“正”是对“俗”来说的，后成为正楷。又《干禄字书》为颜元孙侄子、书法家颜真卿写录，刻之于石，其传遂广。
1.5 字书
1.5.1 《类篇》、《龙龛手鉴》、《篇海》
宋元时代，有三部字书值得一提：第一部是宋王洙等的《类篇》，第二部是辽僧行均所编《龙龛手鉴》，第三部是金韩孝彦所编《篇海》。
《类篇》，旧本题司马光奉敕撰，实际上成于修韵官王洙等人之手，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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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奏进此书罢了。当时《集韵》增字颇多，和《玉篇》多有出入，所以敕撰《类篇》，让它跟《集韵》相辅而行：一部是韵书，一部是字书，正好互相为用。
《龙龛手鉴》成于统和十五年(公元997)，在检字法上颇有创造性。它先将242个部首按平上去入分为四卷，每卷又各分若干部，每部之中，再按平上去入四声安排各字。
《篇海》的全称是《四声篇海》，是以《玉篇》、《类篇》、《龙龛手鉴》为基础编成的，共分为579个部首，后来韩孝彦之子韩道昭(即《五音集韵》的作者)改并为444部。这些部首是按三十六字母的顺序排列的；同一字母的部首又按平上去入四声为先后。至于每部之内的字则按笔画多少来安排次序的。
《龙龛手鉴》和《篇海》开字书音序检字法的先河。 1.5.2 《字汇》、《正字通》
这是明代的两部有影响的字书。
《字汇》十四卷，明梅膺祚编，书成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字汇》在字书方面最大的改进是对于部首的改革。关于部首，有两种不同的原则：一种是六书原则，这种原则要求严格地按照汉字的意符来决定部首的多少和顺序。另一种是检字原则，这个原则要求部首减少，根据通行字体，并且按照音序或笔画来排列。梅膺祚是按照笔画来安排部首的。他认为笔画排列法比音序排列法更为方便，所以他在把《说文》540部与《篇海》444部合并为214部以后，还将部首“以字画多寡循序列之”。每部中的字也是按照笔画多少排列(先少后多)。这就适应了汉字的特点。后来《康熙字典》的部首数目和笔画排列法完全依照《字汇》。
《正字通》十二卷，明末张自烈编。此书的部首和排列法都依照梅膺祚《字汇》，但比《字汇》征引稍博。《康熙字典》是直接以《正字通》为蓝本的，而《正字通》又是以《字汇》为蓝本的。
2．语音研究的兴起 2.1譬况、读若、直音
汉字基本上是一种表意的文字。中国古代语言研究，有研究字义的《尔雅》，有研究字形、字义的《说文解字》，西汉发前，可以说还没有语音方面的研究。但是，字的形音义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文字是交流思想的工具，人们对语音的要求可想而知。古代对字音的表达方式是譬况、读若、直音。
《颜氏家训?音辞篇》上说：“九州之人言语不同，自《春秋》标齐言之传，《离骚》目楚辞之经，后有扬雄著《方言》，其书大备。然皆考名物之同异，不显声读之是非也。逮郑玄注六经、高诱解《吕览》《淮南》、许慎造《说文》、刘熙制《释名》，始有譬况、假借以证字音，而古语与今殊别，其间轻重清浊犹未可晓，加以外言、内言、急言、徐言、读若之类，益使人疑。”
颜氏所谓“譬况、假借”，就是指古代用同音的语词或同音字来注明音读，这样注音不是单纯的注音，同时含有解释字形和字义的作用。许慎《说文解字》中，从某，某亦声、某省声，都属于譬况音读。《说文》谓形声字为“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段玉裁注云：“譬者谕也，谕者告也。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江河之字以水为名，譬其声如工、可，因取工、可成其名。”
读若，也作读如。顾炎武《音论》中说：“故许氏但有读若，若者犹言相似而已，可口授而不可笔传也。”
直音是用一个字来注另一个字的音，如“毕音必”、“畔音叛”。
读若和直音的注音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陈澧在《切韵考》中已指出：“古人音书但曰读若某，读与某同。然或无同音之字，则其法穷；虽有同音之字，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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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学简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