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言学简史

中国语言学简史

中国语言学的发展路线，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第一个因素是社会发展的历史；第二个因素是汉族语言文字本身的特点。

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定了中国古代语言学是为了实用的目的的。这与经济基础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在漫长的封建社会过程中，“先王之道”被认为是巩固封建统治的法宝。即使是提倡变法的王安石，也主张“当法其意”(《上仁宗皇帝书》)。要法其意，也就必须通《经》。通《经》必先识字；识字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但是非通过这个手段不能达到通《经》的目的，也就无从确知“先王之道”。张之洞说：“治经，贵通大义，然求通义理，必自音韵始；欲通音训，必自《说文》始。”这种指导思想贯穿着近两千年的中国语言学。

语言学(linguistics)的前身是语文学(philology)。语文学与语言学是有分别的。前者是文字或书面语言的研究，特别着重在文献资料的考证和故训的寻求，这种研究比较零碎，缺乏系统性(又叫文献学、语史学、传统语言学)；后者的研究对象则是语言本身，研究的结果可以得出科学的、系统的、细致的、全面的语言理论。中国在“五四”以前所作的语言研究，大致是属于语文学范围的。

语文学在中国古代称为小学。小学这个名称最初跟小学校有关系。根据班固《汉书?艺文志》，我们知道古人八岁入小学，老师教他六书。识字是小学里的事，所以把识字的学问叫做小学。到了后来，小学的范围扩大了。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把小学类分为训诂之属、字书之属、韵书之属。训诂是研究字义的，字书是研究字形的，韵书是研究字音的。但是，研究字形的时候不能不讲字形与字音、字义的关系，三者的界限不是十分清楚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小学是有关文字的学问。古人治小学不是以语言为对象，而是以文字为对象的。

第一章

训诂为主的时期

第一节 语言研究的萌芽 一、语文学的萌芽

语文学在先秦还没有产生。因为春秋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而且书籍很少，人们还不感觉到有语文学的需要，即还没有产生语言研究动因。但是零星的语文学知识已经萌芽。

首先是作者借字义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孔子、孟子解释字义，主要是为了表达他们的政治思想，即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但也反映了古代有关语言、字义研究的萌芽。

其次，作者也可以借字形的解释来阐明一种哲理或政治主张。《左传》和《韩非子》对“武”“厶”等字的解释虽然都被《说文》引用了，但也不一定就是正确地说明了古人造字的原意，很可能还是牵强附会。这也说明了，作者在讲字形的时候，也并不是为了语文学的目的，而是为了政治的目的。最合于语文学性质的，则是对古书字义的解释。

二、关于文字起源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许多哲学家、思想家对语言、文字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比较科学的认识。

关于文字的起源问题，最古的记载见于《易经?系辞传》：“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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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作八卦，以通神明之理，以类万物之情。……《周易》这部书起源于商周之际，伏羲作八卦之说未必可信，但文王演为六十四卦是西汉以前学术界公认的说法。这段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

第一，文字不是突然产生，创造文字需要经历一定的过程。语言不能传于异地，留于异时，因此，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产生了文字。文字产生以前，人们有过用实物帮助记事协助交际的事实。

第二，谈到汉字起源问题，我国古代传说是“仓颉造字”。仓颉有可能是古代参加整理文字的人荀子的看法比较科学。

三、关于名、实问题的争论

与古代希腊一样，中国最早的关于语言问题的争论也是同哲学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战国时期，旧的奴隶制度逐渐崩溃了，新的封建社会秩序又处在不断建立的过程中。在这样一个激烈的变革时代，好些事物旧有的“名”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内容“实”了，而各种新起的名又还没有得到社会上的公认。这在意识形态上便形成了名实之争。先秦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思想家，几乎都提出了所谓“正名”问题。他们为了在思想斗争中获胜，因而使名实之争逐渐发展到关于认识论和逻辑学的探讨，并逐渐成为当时哲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到了战国时期，形成了名辩思潮。

孔子对“名”、“实”的看法：

孔子提出正名的产张，其政治含义是以周礼为尺度来正名分。他的正名主要从政治上讲名分。他对齐景公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认为政治的混乱是由于名的不正而引起的。他把名看成是第一性的，认为现实世界的“实”违反了周公制定的名才引起许多反常现象，这就把名和实的关系倒置了。但从对政治的看法中也透露出他对客观事物(实)与概念(名)之间关系的看法。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认为孔子的正名不仅限于名分，已经有了名辩思想。

老子对“名”、“实”的看法： 《道德经》中说：“名可名，非常名。”(可以说得出来的名，并不是经常不变的名。)“常名”是指与客观事物有本质联系的概念，“可名”则指名称，即语言中的词。老子认为可名与客观事物没有本质联系，它只是表达概念的符号。“无名，天地之始。”语言一开始时，天为什么叫天，地为什么叫地，名称与客观事物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但是，老子并没有否定“名”的意义和作用，他指出“有名，万物之母”(有名的东西，是万物的母体。)，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第一个比较科学地指出名称和客观事物之间关系的人。后来鲁国的墨子、魏国的杨朱都接受了老子的看法。到了赵国的公孙龙子(前325-前250)对名实的看法又进了一步。他在《名实论》中说：“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其名正则唯乎其彼此焉。谓彼而彼，不唯乎彼则谓彼不行。谓此而此，不唯乎此，则此谓不行。”意思是说，客观事物的名称是人们定出来的，某一事物在名称未定之前，可以以此称彼。但是，事物既定名称之后，就不可以以此称彼了。

名与实的问题，反映在语言学上，就是词与客观事物的关系，实质上是语言的本质问题。从古代起就有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注意这一问题。例如古希腊的一些思想家哲学家曾讨论词与事物的关系是必然的还是人为的。比较科学的是荀子《正名篇》阐述的观点。可以说，先秦的语言研究没有什么突出的成就，但荀子的《正名篇》却放出很大的光辉。

《正名篇》叙述的第二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具有民族的特点，而思维则具有人类的共性。唯其具有民族的特点，所以各个具体语言的形式和结构是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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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唯其具有人类的共性，所以通过语言的翻译，不同的民族是可以互相交流思想的。

《正名篇》叙述的第三个语言学原理是：语言是具有稳固性的，同时又是发展的。“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

先秦的的逻辑学派(名家)有不少理论是和语言有关的。例如第一，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达、类、私。“达”是范畴，“类”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私”是单独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专名。第二，墨辩学派把概念分为“以形貌命者”和“不可以形貌命者”两类，前者相当于具体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具体名词；后者等于抽象概念在语言中表现为抽象名词。第三，墨辩学派不但谈概念，而且谈判断和推理。《墨子?小取》说：“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名举实”是形成概念，“实”是客观事物，“举”是概括。“以辞抒意”是构成判断，“辞”是命题，“意”是判断，这是一件事的两面。“以说出故”就是组成推理。由此看来，逻辑和语言的关系是讲清楚了的。

公元前4到前3世纪，人们给古代经典文献《春秋》做解释，形成了春秋三传，其中出现了零星的对语法现象的说明。

第二节 秦汉魏晋时期的语言研究--训诂为主的时期 一、秦汉时期(前221--公元220)

秦汉时期是我国语言学史上的一个光辉时期。这个时期内不仅出现了文学家司马相如，史学家司马迁，数学家张苍，天文学家张衡，医学家张仲景、华陀等，在语言学方面，也出现了语言学家扬雄、许慎、刘熙等。专门的语言学著作有西汉《尔雅》和扬雄的《方言》、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和刘熙的《释名》等。

1.童蒙识字课本 “小学”的最初意义就是童蒙识字课本。远在春秋战国之间就有《史籀篇》，这是秦国人教学童的书，现已亡佚。到了秦代及西汉，则有李斯的《仓颉篇》、赵高的《爰历篇》、胡毋敬的《博学篇》(合称《仓颉篇》，又称“三仓”，共三千三百字)、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等。扬雄的《训纂篇》连同“三仓”增加到五千三百四十字。汉和帝时代，贾鲂又写了《滂喜篇》。后人以《仓颉篇》为上篇，《训纂篇》为中篇，《滂喜篇》为下篇，也称“三仓”。

上面介绍的八部书，除《急就篇》留传下来，《仓颉篇》还有残简，也都亡佚了。

根据《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我们知道汉朝的法令规定：学童十七岁以上要经过考试，能“讽籀书”九千个字才可以担任官职。(“讽书”是要求懂得字音，“籀书”

是要求懂得字义。)又试以“八体”(是要求懂得字形。八体是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殳书、隶书)，优良者可以做尚书史。吏民上书给皇帝，写错了字，就被揭发判罪。这样赏罚都很重，童蒙识字课本已经提升到取士的准则的地位。国家这样重视文字，小学家的身份自然大大提高了。

自从《说文解字》问世以后，这些童蒙识字课本的参考价值是不大了。但是它们标志着中国语言学史的一个阶段，就是童蒙识字课本阶段。这个阶段的语言研究还是比较粗糙的，而且只留下了二千零十六个字的著作和一些残简。

2.《尔雅》--我国古代语言学第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 汉代崇尚经学，“训诂”由此兴起。《说文》：“诂，训故言也。”故言就是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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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也就是前人传下来的关于经义的解释。汉代立《诗》《书》《礼》《易》《春秋》于学官，定为“五经”。学官就是学校。在学校里讲授经书，是不可以随便讲的。《汉书艺文志》又说：“古文读应尔雅，故解古今语而可知也。”“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读应尔雅”就是讲解应该正确。怎样算是“尔雅”呢？那就只有依照故训了。《尔雅》书名由此而来。

《尔雅》实际上是一种故训汇编。作者不详。成书应在汉武帝时代以前，因为汉武帝时代已有了《尔雅注》。现存的《尔雅》分十九卷，即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如：

增，益也。(释言)

父为考，母为妣。父之考为王父，父之妣为王母。(释亲) 宫谓之室，室谓之宫。(释宫) 山脊，冈。(释山)

《尔雅》的体例是以当时常用词的常用意义来作解释，王国维说它是“释雅以俗，释古以今”。这样才能起训诂的作用。如果以僻词僻义作为解释，就不合适了。

《尔雅》故训的纂集，对后代继承文化遗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故训是口口相传下来的，保存故训是《尔雅》的主要特点。词义有时代性，我们不应该拿后代的词义去解释先秦的作品。而经生们口口相传的词义一般是可靠的，不但可以解释经典，而且可以解释先秦的一切作品。

不能把《尔雅》当成一部字典来读。如果用字典的要求来看，《尔雅》就有如下三个缺点：

(一)当解释的字是一个多义词的时候，用的是哪一种意义，不明确。如《释言》中说：“贻，遗也。”而《说文》：“遗这，亡也。”假如用“亡”去解释“贻”，就完全错了。

(二)简单的惧故训，容易使人误会，以为摆在一起的都是同义词，可以互相转注。如：《释诂》中说：“如、适、之、嫁、徂、逝，往也。”

(三)有时候，解释的字与被解释的字根本不是同义词，牵强附会。

《尔雅》一书在我国古代语言学的研究中，影响是很大的。秦汉以来，不少语言学著作受到它的影响。仅以“雅”为书名的，就有《广雅》、《小尔雅》、《埤雅》、《骈雅》、《通雅》等。形成我国古代语言学中的“雅学”一类。其中以魏张揖的《广雅》最有价值。《广雅》就是要推广《尔雅》，补充《尔雅》所未备的训诂。

2.《方言》--汉语方言学的第一部著作

上古时代中国的幅员虽然没有今天这样广阔，但是交通不便，方言可能比今天还要复杂些。《孟子?滕文公下》有这样一段话：“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说明齐楚方言差别是很大的。秦统一天下以后，“同书文字”表现了书面语言的统一，同时也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但是方言的分歧不是一下子可以消灭的，州郡之间也不能没有往来，语言的隔阂引起人们的重视，方言学由此兴起。

《方言》的作者一般认为是西汉末年成都人文学家扬雄。《汉书艺文志》和《扬雄传》都没有提到这部书，有人怀疑不是扬雄所作。

《方言》全名为《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据应劭《风俗通?序》里说，周秦时代每年八月派遣輶轩之使(輶轩是一种轻车)到各地采集方言，回来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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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编纂，藏于秘室里，秦亡后，逐渐遗失了。扬雄很喜欢方言，于是他利用孝廉(略等于后来的举人)和士兵们集中在首都的方便，普遍地进行访问，逐渐积累了一些材料，历二十七年，总共写成了九千字。

《方言》的体例与《尔雅》同，每条先列举一些同义词，然后用一个常用词去解释。但是它跟《尔雅》有一个大不相同的地方：这些同义词不是属于同一词汇的，而是属于不同的各个方言词汇的，这就构成了方言的互译。所以下面还必须说明某词属于某方言。如：

党、晓、哲，知也。楚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 这部书除了记录方言以外，还记载了古今词汇的不同。《方言》的全称是《輶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可见这书有两个内容：除了“别国方言”以外，还有“绝代语释”。“绝代”就是远代的意思，“绝代语”就是已经过了时的、死了的词。

古人把《方言》列为训诂之属。的确，在训诂方面它是有一定贡献的。但更重要的不是它在汉语史上的价值。由方言词逐渐取得共同语资格的词，固然值得我们去研究，即使是死去了的言词，既然也存在过，也有参考的价值。因为它揭示了西汉时代汉语方言分布的情况，作为方言史的材料更有无比的价值。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缺乏音标是《方言》不可避免的缺点。

3.《说文解字》--第一部字典

到了东汉时代，背诵九千字的制度取消了，考试八种字体的办法也不再实行了，国家的语文教育已经松弛下来，人们胡乱解说字形。这时去古更远，古书越来越不好懂。在这种情况下，字书更成为迫切需要的了。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人。从小就通晓经书，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称。他“博采通人”、“遵修旧文”，从汉和帝时起(公元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21年)止，历时21年，写成了这部不朽的著作。

《说文解字》的体例是用小篆写一个字下来，先讲字义，其次讲字形与字音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公式是：

×，×也。从×，×声。

这是谐声字的公式。从×，表示这是意符，被解说的字和它属于同一意义范畴，或者在意义上有密切关系；“×声”，表示这是声符，被解说的字和它同音，或者读音相近。如：

炳，明也。从火，丙声。

如是会意字，虽然有时候说明是会意，如“信，诚也，从人，从言，会意。”但一般的公式是“×，×也。从×，从×。”或“×，×也。从××。”如是象形字，则说明象形。其公式为“×，×也。象形。”或“×，×也。象×之形。”如“刀，兵也。象形。”至于指事字，虽然有时候说明是指事，但一般也都说成象形。如：“刃，刀坚也。象刀有刃之形。”

《说文解字》把9353个字按偏旁归为540部。部首的建立，是许慎的重大创造。部首的排列是“始一终亥”，这是按照汉代阴阳五行家“万物生于一，毕终于亥”的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安排的。部首的前后次序，大致是“据形系联”，就是把形体相近、相关的排在一起。每部中把意义相近的字排列在一起，即每一部首的字，基本上做到以类相从，原则上只有同一意符的字可以隶属于同一部首。这是文字学原则的部首。后世则改为部首检字法，依笔画多少来安排次序，便于实际使用。

《说文解字》没有反切。谐声字从声符可以知道读音的梗概。许慎对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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