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辽代汉人的乡村社会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作为国家机器的基层组织形式之一，乡村基层组织的职能是远远不容忽视的，不管中央下达什么样的命令，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乡里等基层组织的官吏来操作，诸如户籍管理、督催赋税、组办徭役等。下面就将针对我所查阅到的材料对辽代汉人乡村的职能作一简要陈述。
（一）辽代汉人乡村的赋役
在辽的“因俗而治”政策下，忙于稼穑的汉人，大体沿用唐的“两税法”，按户等分夏秋两季征收。《辽史拾遗》卷15记：“契丹统和十八年，诏北地节候颇晚，宜从后唐旧制，大小麦、豌豆六月十日起征，至九月纳足。正税、匹帛钱，鞋、地、榷钱等，六月二十日起征，十月纳足。”在两税之外，还另有盐、酒、义仓等众多杂税，《辽史﹒食货志下》：“会同初，太宗有大造于晋，晋献十六州地，而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置榷盐院于香河县，于是燕、云迤北暂食沧盐。” “先是，辽东新附地不榷酤，而盐曲之禁亦弛。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遂起大延琳之乱。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
仿照唐、宋制，乡一级行政机构设乡正，为一乡的行政长官，里设里正，为一里之长。“县有驿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役。有破产不能给者，良民患之。马人望设法，使民出钱免役，官自募人，仓司给使以公使充，人以为便。”③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辽代汉人的力役主要有役递、马牛、旗鼓、乡正、厅隶、仓司等，主要用于运输和保管官物、维持地方秩序，供官府驱使修河、建路等。辽朝政府为了役使方便，还设置了乡户衙前、里正衙前等吏职。辽墓出土的天庆八年（公元1118年）《郑士安实录铭记》，即记述了郑士安曾任过此类吏职：“袛侯可，历任史君，每承温顾，常年奉南宋国信，补充客司书表，从随八次入汴。其于文字往返施礼，谓可知凭。非神明无以知其节，非信实无以成其用。至左都押衙出职，约家清俭，守志安怀。”
（二）辽代汉人乡村的农业生产
辽代汉人主要居住在燕云地区，燕云地区又是辽朝农业生产的主要地区，绝大部分农民是从事粮、果、菜等的种植生产。《契丹国志》记载：南京地区土质肥沃，盛产“桑柘麻麦”。到了辽代这一地区无论是生产工具的革新还是耕作方法的改进都有很大发展。《契丹国志》：“膏腴蔬果、果实、稻粱之类，靡不毕出，而桑、柘、麻、麦、羊、豕、雉、兔，不问可知。”“馀民应募，或治闲田，或治私田，则计亩出粟以赋公上。”“又诏山前後未纳税户，并於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农业，不断鼓励汉人发展农业，
如辽圣宗统和七年（989年）6月，“诏燕乐、密云二县荒地许民耕种，免赋役十年”。⑤辽朝乡村基层组织的官吏们也组织村民生产互助自救，辽太宗耶律德光为鼓励农耕，曾经提倡“于每寸定有力人户充村长”，组织村民互助生产，并让“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 ⑥
另外，从石刻资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寺田农田经营的状况，如位于“渔阳古郡之西北”的上方感化寺“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 ⑦景州陈宫山观鸡寺“广庄土逮三千亩，增山林余百数顷，树果木七千余株”。 ⑧还有范阳丰山章庆禅院，“土厚肥腴，草树丛灌”。 ⑨这些地处山区的寺院也拥有大量寺田。
（三）辽代汉人乡村的乡丁
自辽太祖以来，每当攻掠五代、宋时，见到比较有才能的人便会非常重用，农民也是，以农以工，有事则从军政。州县下层基层组织可以随时随地、源源不断地向国家军队输送大量兵力。辽朝的兵制，凡是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都要隶属兵籍，遇有战事随时准备应征入伍，奔赴战场。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南京跟西京的乡丁，“南京析津府，统县十一，辖军、府、州、城九，有丁五十六万六千。”“西京大同府，统县七，辖军、府、州、城十七，有丁三十二万二千七百。”⑩南京与西京一共有八十八万的乡丁。幽云地区因其人口密集，所以是此项兵役的最主要来源，占了其中百分之八十的份额。辽代乡丁虽然多，但是并不是主力，他们多为农民组成，不常征战，只不过多为“随军专伐园林，填修道路”，11做些军前役使。但是乡丁的力量也不容忽视，在辽太宗刚刚得到燕云地区的时候，就曾经遭到那里乡村的反击——白团卫村之败。在辽太宗继续南掠的过程中更是得到了中原汉人的强烈反击，他们认为辽朝的统治者发动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并且辽朝在进攻过程中对中原的人们进行了残酷的统治跟掠夺，契丹军队的粮秣一般是由自筹，他们在各地“以牧马为名，分蕃摽掠，谓之‘打草谷’”。12丁壮毙于刀刃，老弱委于沟壑。他们的这种行为激起了人们的强烈愤慨，纷纷起来反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13随着辽朝统治的日益汉化，对燕云地区施行了一些比较宽松的政策，“太宗会同初，将东猎，三克奏减辎重，疾趋北山取物，以备国用，无害农务。寻诏有司劝农桑，教纺绩。”“八年，驻跸赤山，宴从臣，问军国要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深然之。是年，诏徵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14从而使燕云地区的汉人逐渐接受了辽朝的统治，成为辽朝国家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四）辽代汉人乡村的佛教组织
辽朝汉人乡村里有很多人崇信佛教，他们以乡、里为单位，组成各种佛教邑社。石刻资料中记载的平民百姓崇佛信教者也很多，如道宗朝安次县（今河北省
廊坊市）实胜寺的大德玄枢。《实胜寺前监寺大德遗行记》：“俗姓梁氏……幼而敏悟。具释子相。九岁出家，礼圣利寺讲法华经义隆上人为亲教。”道宗朝永清县（今河北省永清县）永泰寺沙门积祥，俗名贾清睿。《沙门积祥等为先师造经幢记》：“世为永清县宣礼乡王惠人”“夙愿潜起，意在舍家，虽钟爱偏尤，不可夺其志也。年始十八，遂乃落发，礼茹荤院辟上为亲教焉。”《僧思拱墓幢记》：“思拱于易县燕城乡龙固里，俗性周，卯年落发，二旬受其寒窗寻究之功，勤心口海，致解玄源之理；探迹奥业，乃讲华严经，玄谈金光明经并诸律论不可备矣。”
他们以乡、里为单位，组成各种佛教邑社。燕云地区僧俗佛众组建佛教名间邑社有两个目的：一是集中力量积聚资财建立功德。“集众人之力，各抽有限之财，正证无为之果。”二是组织佛教徒进行日常的各种佛事活动。大安六年的《芹城邑众再建舍利塔记》，大安三年的《刘楷等建陀罗尼经幢记》中都有记载，特别是《刘楷等建陀罗尼经幢记》中记载的分工特别详细。这些乡村佛教邑社组织形式严密，人数不一，一般隶属于寺院，由村庄附近的寺院德高望重的长老的直接领导下，设有都维那、维那、邑长（或称乣首）、女邑长等职，分管邑务，社员称邑人。如《辽代石刻文编》中，应历五年《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羅尼幢记》中有记载：“青口军使、兼山西巡都指挥使、银青崇禄大夫、检校尚书右仆射、御史大夫、上柱国陈派真。郎君李五、菩萨留。石经寺主讲经论大德谦□。都维那院主僧会信。门人僧□纹。” 《辽代石刻文续编》中《刘楷等人建陀罗尼经幢记》中就有记载：“邑长刘楷，次梁去□，殿直郑谏，评正赵悦，评正李范，评正李吉，提点□□，提点□□，提点□□□，□□□□，□□□□，呈押李章，左衙田僧，右衙王息，书表崔祥，□官吴宁，前行田□，□□王□，□□马诠，司典郭□，邑人□□，邑人何□……”“在村女邑：高氏女小喜。严氏。苑氏。傅氏。李氏。刘氏。李氏女。刘七喜。李氏。高氏。田氏。李氏。王氏。李氏。禄氏。王氏。李氏。王氏。王氏。田氏。韩氏。刘氏。王氏女。贵师王氏。郑氏。张氏。任氏。史氏，卢氏。喜□，郭氏。”从这些石刻资料中我们大体可以看出他们乡村佛教邑社的组织雏形。我们从这些石刻资料中都可以找到根据出土的辽代石刻资料，辽代乡村信教民众所组建的佛教邑社， 因所修功德不同而名称各异， 大致有: “千人邑”、“念佛邑”、“供塔邑(灯邑) ”、“螺钹邑”、“太子诞圣邑”等。如应历十五年(公元965 年) 《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所记“千人邑”之状况: “今之所纪，但以谦讽等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 合一千人之心， 春不妨耕， 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定例，纳有常期， 贮于库司，补兹寺缺。”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辽代乡村的佛教邑社的目的、宗旨、信条等，邑人不分官民、贫富、贵贱，不限男女、老少，人人平等。
参考文献：
[1]脱脱.《辽史》[M] .中华书局出版社，
[2]向南.《辽代石刻文编》[M].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试论辽代汉人的乡村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