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合型团青关系：新时期团青关系的实现形态
——兼论共青团枢纽型组织形态建构的内在机理
为进一步深化关于“密切团青关系”的思考，近期团市委研究室约请多位专家就“密切团青关系”分别从不同学科进行了理论阐述，拟于近期陆续刊发。现将其中第二篇复旦大学郑长忠博士撰写的“复合型团青关系：新时期团青关系的实现形态——兼论共青团枢纽型组织形态建构的内在机理”一文摘编如下：
一、密切团青关系：共青团的一项本质性政治任务
1、密切联系社会：现代政党的本质规定
在人类社会从古典政治文明向现代政治文明转型的初期，现代社会与现代国家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冲突和矛盾，甚至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为了缓和冲突和矛盾，作为一种内生性的制度性安排，现代政党就在这一博弈中生成和发展起来了，并被赋予了联系国家和社会的中介性功能。由于后发国家需要一种具有现代性的组织化力量作为其构建现代国家的力量，因此，现代政党就成为了绝大部分后发国家建设现代国家的核心领导力量。政党要完成使命，必须能够有效地组织社会。诚然，在组织社会过程中的手段和强度可以不同，但是与社会成员之间建立紧密联系，构建良好的政党-社会关系是所有政党都需要重视的基础性工作。
2、共青团：中国共产党整合和联系青年的制度性安排
中国建构现代国家的使命同样落到了现代政党的身上。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获得领导现代国家建设的资格，一是因为以为最大多数人获得解放为诉求，在价值上获得了人民的认同；二是因为作为新型无产阶级政党有着较强的组织力并形成了政党领导军队体制，从而在工具上为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提供了组织化基础。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成功，从工具层面来看，是以其在组织社会和动员社会的有效性为基础的。进一步分析，这一有效性实际上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构建以其为核心的组织体系来实现的。这一组织体系的构建在建党过程中就开始着手进行，最早是建立了青年团组织，随后在党的一大和二大上提出了发展工青妇组织的任务。
党建国家的历史逻辑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承载着建立国家和建构社会的使命。在建设国家和发展社会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在革命年代动员社会所形成的组织资源运用于建设和发展，形成了以党组织为核心、以工青妇为外围的组织体系。就共青团而言，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共青团不仅是作为党联系和整合青年的制度性安排，而且还是党自身发展的一个制度性安排。
3、在领导下一代到掌握下一个时代之间：青年化社会背景下密切团青关系的政治意义
现代社会是在工业革命之后才得以快速发展的。一方面工业革命改变了生产工具，催生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从而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另一方面，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社会孕育
出了工厂主阶级和工人阶级，由于这两个阶级在“旧制度”下都没有选举权，无法在旧有政治体制内提出自己的要求，从而成为了英国议会改革运动的主力军，由此拉开了现代政党诞生和发展的序幕。这就意味着，现代政党是以工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为基础的现代政治组织，其运行方式与工业化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交往方式有着较大的同构性。
上世纪末开始的信息革命，同样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使人类从工业社会进入到了网络社会，使青年人获得了从未有过的参与权力。信息革命不仅导致了社会权力主体发生了变化，还导致社会和政治运行机制发生了变化。这要求政党需要快速调整自身运行方式，从适应工业社会交往方式向适应网络社会交往方式转变。同时，由于网络社会所具有的青年化社会特征，政党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重视与青年的关系。这意味着，政党与青年之间密切关系的建立，不仅意味着对下一代人的领导和整合，而且意味着对下一时代的引领和把握。因此，密切团青关系，就成为共青团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
二、社会转型与青年生存状态多元化：团青关系发展的现实依据
任何时期的政治关系及其组织形态都必须以社会关系和交往关系为基础并与其相适应。共青团要与青年建立密切关系，必须了解每一阶段青年以交往方式为核心的生存状态及其行动逻辑，并以此为基础调整自身组织形态和行动逻辑。
1、社会双重转型与青年生存状态多元化生成
建国之后，为了克服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的特征与现代化建设的组织化诉求，中国共产党在宏观上建立了以国家权力为资源配置手段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微观上建立了以政党组织为社会建构主体的单位社会体制。在单位社会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利益实现与党组织之间有着高度相关性，社会成员完全依附于单位组织和基层党组织。我们将处于这种状态下的青年称为单位化青年。改革开放以后，单位社会体制开始衰微，社会成员与职业共同体之间关系就由原来的依附性向契约性转变，我们将与职业共同体之间处于契约化状态的青年称为原子化青年。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处于原子化状态的社会成员，基于共同兴趣、价值或利益，开始寻求在职业共同体之外聚合的机会。恰好在这一阶段，网络社会开始出现，人们可以利用互联网在虚拟空间内快速地实现跨区域的交往互动，并形成多样化的话语公共空间和行动组织网络，进而形成基于全新交往方式的社会组织模式。我们将这种处于自组织状态下的青年称为自组织化青年。
纵向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单位化青年、原子化青年与自组织化青年先后在中国社会中出现。横向来看，这三种青年状态在当前社会中同时并存，甚至在同一个青年身上同时存在。
2、青年生存状态多元与青年行动逻辑差异
处于不同生存状态下的青年的行动逻辑存在着较大差异。单位化青年处于传统政治、经济形态和力量占支配性地位的职业（学习）共同体中，他们的利益实现与职业共同体及其内部的党团组织之间的相关度较高，由此，职业（学习）共同体及其中的党团组织对他们具有较大影响力。但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个人主体意识较计划经济时期更为强烈，因此这种具有相对
依附性和强制性的生存状态与个人的主体意识之间存在着一定张力。因而，单位化青年常常在另一空间内寻求一种相对自主的生存状态。
原子化青年主要处于非公企业之中，他们与职业共同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主要基于契约基础，同时与党团组织之间的利益相关度较低，因此职业共同体及其中的党团组织对他们都只有有限的影响力。正因为如此，相当部分的原子化青年缺乏应有的社会性网络支持，缺乏相应的归属感。这也是原子化青年在职业空间之外愿意参加其他社会组织的原因之一。
自组织化青年除了一部分是社会组织工作人员之外，绝大部分参与者都是单位化青年或原子化青年。他们主动参加社会组织，或是希望获得相对自主的行动空间，或是希望获得相对平等的尊重空间，或是希望获得相对温情的归属空间，或是基于现实利益需求。这些需求都是他们在既有的职业（学习）共同体内无法得到满足的。因此，这些青年对社会组织的认同度较高。而青年社会组织对政治组织既有排斥的一面，又有渴望得到支持和认同的一面；对职业共同体则主要以互不影响和互不干预为原则。
3、青年生存状态、行动逻辑与团青关系建构逻辑
政治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可以只是宏观层面的，即基于价值观念而形成的认同关系，不一定需要具体接触性或网络性的微观层面的关系作为基础。但是，这种宏观层面的关系要能够得以巩固，并转化为现实物质性力量，就需要微观层面的关系作为支持和维护。因此，政治组织与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建立，需要价值认同和关系网络两方面作为支持，只有前者比较虚幻，只有后者比较功利。然而，生存状态和行动逻辑的多元化导致青年在价值认同和关系网络需求上存在着差异性，这就要求共青团与不同类型青年之间的关系构建需要基于不同逻辑和原则来展开，也即意味着团青关系在具体类型上应该是复合的，而不应是单一类型的。
三、复合型团青关系：新时期团青关系的实现形态
1、青年自组织化与共青团边缘化可能：值得关注的倾向
政党的功能和角色必须根据社会发展不断进行调整。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领域中的具体功能和角色先后经历了社会革命的动员性力量、社会再造的组织性力量、社会转型的支撑性力量和社会建构的整合性力量的变化。然而，中国社会的内在逻辑以及党建国家的政治逻辑，决定了社会的建设和发展需要中国共产党承担起领导的职责，这也要求共青团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应该在与青年的关系中扮演并承担起主导者的角色。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网络社会生成，青年生存状态开始从单位化青年和原子化青年向自组织化青年转变，这意味着在社会中已经出现了区别于传统党团组织和经济组织的自我组织力量。这种力量并非只由青年个体自发形成，而是有其他社会力量参与其中，并且这些力量既有国内的，也有境外的。也就是说，在社会中存在着与共青团竞争的其他社会性乃至政治性的组织化力量。如果不能回应这种挑战，中国共青团就有从部分领域的形式边缘化向实质边缘化转变的可能。这是团青关系构建中需要面对的区别于过去的一个具有根本性战略意义的挑战和命题。
2、复合型团青关系：在重构团青关系过程中实现共青团主导性
根据前述分析，我们有如下判断：一是青年生存状态和行动逻辑多元化；二是社会中存在与共青团竞争的组织化力量，如果不能有效整合这些力量可能导致竞争性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我们在构建复合型团青关系时，必须同时考虑上述两方面因素。
第一，基于不同行动逻辑，以差异化的关系网络嵌入不同类型青年，为密切团青关系提供微观物质性关系基础，使共青团的主导在工具层面上成为可能。如针对单位化青年，就派遣制职工等内部身份差异性群体健全团组织，为职业共同体内不同群体提供组织网络支持。针对原子化青年，尽可能在各类非公企业中建立团组织，与经济组织的负责人基于统战原则建立关系。针对自组织化青年，建立相应整合和联系平台，推动青年社会组织以项目化方式与基层党团组织进行合作等。
第二，基于不同生存状态，以正面性的社会正义凝聚不同类型青年，为密切团青关系提供宏观价值性认同基础，使共青团的主导在价值层面上成为可能。共青团可以通过高扬社会正义和具体服务青年的方式，来获得不同类型青年的认同和信任。在单位化青年中，通过强调社会责任、对职业共同体的责任和对青年的服务来获得青年认同；在原子化青年中，重点强调对青年的支持和服务；在自组织青年中，更多强调社会责任，并为其社会责任履行提供平台和机会。
第三，基于不同需求内容，以针对性的发展资源服务不同类型青年，为密切团青关系提供具体服务性资源基础，使共青团的主导在内容层面上成为可能。共青团可以将不同青年所拥有的资源通过组织网络，基于社会运行原则进行调剂，进而满足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同时，这些资源可以转化为团建资源。由于规模和政治上的优势，只要共青团能够根据复合型团青关系的逻辑进行有效转型，并将这些优势开发出来，其服务青年在内容上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也将是其他青年组织所不可比拟的，从而可以为共青团主导性地位的实现奠定资源基础。
3、共青团的新思维：新时期青年工作的辩证法
目前共青团工作中存在着两种对立性的思维：一种认为共青团建设必须以团组织建设为主，应该加大两新组织建团力度，下大力气消灭空白点，并以共青团自身组织活动为主，对青年社会组织无需过多关注。另一种观点认为，青年社会组织已经大量出现，应该加大整合力度，把重点放在与这些组织的互动上，而无需将力量放在对两新组织建团上，因为在两新组织中即使建立了团组织，这些团组织也很难存活，更不要说发挥作用了。
上述两种观点，前者实际上是单位社会体制下团青关系逻辑和青年工作模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绎，但是认识到团组织在基层的存在是共青团整合青年的基础和前提。后者虽然看到了政治组织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该根据新的变化而调整，但却忽视了组织自身建设。因此，在更高层面上将两种观点统一起来十分必要，否则或将导致贻误发展，或将导致组织弱化。
复合型团青关系概念的提出，提供了一种新的辩证性思路。一是在联系对象上，扩展到三种类型青年，体现全面性；二是在与青年建立关系的原则上，根据不同类型青年行动逻辑，以整合青年的有效性为依据来确定具体的关系网络类型；三是在资源效用上，将不同类型青年作为相互服务的资源，同时既将基层团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作为吸引青年社会组织的资源，也
将青年社会组织作为共青团服务青年和激活非公企业团组织的资源。也就是说，各类青年既是整合对象，也是团建资源；共青团既是整合主体，也是青年发展资源。因此，复合型团青关系不仅将前述两种对立思路有机统一起来，也有力回应了对于共青团作用的质疑。
四、共青团枢纽型组织形态：复合型团青关系实现的组织化基础
建立复合型团青关系，必须建构与之相适应的共青团组织形态。具体来说，共青团必须从以支配性为诉求的单维权力运行模式的平面化的同心型组织形态向以引领性为诉求的多维权力运行模式的立体化的枢纽型组织形态转变。
1、多维度的关系网络与互补资源的有效供给：复合型团青关系对共青团组织形态的工具性功能要求
在复合型团青关系构建过程中，共青团需要形成与各类型青年有机对接和有效互动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并将存在于不同类型青年之中的资源盘活为互补性资源，在不同青年之间进行有效供给。为此，共青团必须进行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再造。
要与其他部门合作，持续大力推动非公企业团组织建设，并探索建立和激活并举的思路，强调建团目的在于构建青年支持网络，并逐步输入自组织化青年服务性资源。应该指定具体部门，或建立相应机构，负责与各类青年社会组织的联系，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对青年社会组织的有效整合，同时就这些青年社会组织所能提供的服务性项目建立目录，提供给区县及基层团组织，以便对接。应该进一步开发青年中心功能，将青年中心作为辖区内基层团组织与青年社会组织进行项目对接的重要平台，从而使青年中心真正恢复其关系空间的本来面目。
2、基于社会正义的认同性信任的有效达成：复合型团青关系对共青团组织形态的价值性功能要求
政治组织要与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密切联系，在价值层面必须做到社会成员个体具体关怀、社会一般价值和组织自身价值基础之间的有机统一。对于共青团来说，组织价值体现在反映时代精神、表达青年利益和服务社会大众等三个方面，也就是说这三个方面组成了共青团所追求的社会正义。
组织价值既体现为价值追求的理论表达，更表现为组织行动的逻辑和内容。受宏观上的时代精神与微观上的青年生存状态的共同决定，共青团组织行动的逻辑和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青年群体中有一定区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共青团组织行动的逻辑，从雷锋精神式的组织在先原则向志愿服务式的主体在先原则转变。在不同青年群体中，针对单位化青年，应该在尊重青年主体意志基础上，保持主体在先与组织在先之间的张力；针对原子化青年，应该突出主体在先原则，适当要求组织在先；针对自组织化青年，应该强调主体在先原则。需要说明的是，主体在先原则是指青年意志和共青团意志都是作为平等的主体意志，体现为双方的平等合作，而不是支配原则。在具体内容上，要在坚持整体正义的基础上，对不同群体强调差异性的价值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密切团青关系，既可以通过关系网络和资源支持而形成感性认同和信任，更
复合型团青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