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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由主义思想 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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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之于胡适

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说是在他留美十年间接受了严格的现代民主政治训练,在杜威、罗素等国际学界泰斗的影响下形成的。1917年7月,胡适由美返沪。“五四”前后,以胡适为核心而形成的胡适学派人群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这些人以办杂志为主要方式大力宣传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论述其“自由”思想。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中国的问题不能谋求一次性的“根本解决”,只有一点一滴的渐进改良才是可行之道;发出“一个国家拯救须始于自我的拯救”的呐喊,强调铸造具有独立人格的自由国民。在20、30十年代的中国,胡适与其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起将自由主义由空泛的思想文化启蒙推向具体的政治舆论监督,对北平军阀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前后相继的统治履行了以边缘姿态严格监督的责任

1、胡适自由主义思想之主要内容

1.>文化自由主义:实现自由主义宪政之基础

在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首次在中国历史

舞台上发挥作用。这个时期,胡适大都是以“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异语同义词的,个人主义可说是胡适自由思想的核心。他对自由主义思想的介绍也是文化层面的,因此将其称为“文化自由主义”,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1健全的个人主义

对于健全的个人主义,胡适这样表述“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可说就是是直接来自于“易卜生主义”,主要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是充分发展个人的个性、才能,“救出自己” 第二是要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胡适的“健全的个人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五四时期“救国”意识的表现。 1.2思想与言论自由

胡适文化自由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一直所强调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言论自由,这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核心,始终贯穿他终身的言论与行为。 胡适号召人们去积极争取自己的言论自由,认为只要能积极争取言论自由,便一定能得到言论自由。 1.3充分实现世界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以。个人主义”为指导的反传统的“文艺复兴”。在这场运动中以胡适为首的知识分子以“重估价值”为武器,他将新思潮的意义理解为一种“批判”的态度,要求用怀疑的眼光重估一切固有文化。对于东西文化的态度,知识分子之间进行了激烈的、为期不短的辩论,胡适也在论战中最终确立了“充分世界化”的文化观。

2>自由主义宪政:秩序与意义的探求 2.1自由主义宪政之社会基础:民主观

民主思想是胡适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中的基本理论胡适不仅认为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不仅是当时中国需要的、最可行的政治制度,是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还是世界文化的总的趋向。

2.2自由主义宪政之哲学意蕴:改良观

胡适改良主义的社会观来源于他所坚持的实验主义方法论。他深受其导师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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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既崇尚民主科学又张扬民主自由,这决定了他反对暴力革命、主张和平改革的立场。

一、好政府主义

好政府主义是胡适改良主义在政治主张的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表述。1922年,胡适发起好政府运动,主张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治。他的好政府主义的提出是针对当时无政府主义的泛滥而言的。他认为无政府主义“理论上”偏颇、“心理学上”假定前提也是错误的,而“事实上”更是倒置的。 二、和平渐进的改革

胡适晚年发表了《自由主义》一文,较严格地表达了自由主义思想的内涵,在文章的的很大篇幅上,表达了他“和平渐进的改革■反对暴力革命和暴力专制统治的政治主张,主张用自觉的改革来替代盲动的所谓“革命”. 2.3自由主义宪政之旨趣:人权观

概括地说,胡适的人权观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 一、人权保障是法律问题,不是政治问题; 二、个人要积极争取自己的权利 2.4自由主义宪政之表征:法治观

一、实现“法治”就要推翻国民党的“党治”。 二、颁布宪法,实行宪政。

3>后期调和:理想与现实的冲突 3.1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

“容忍”是胡适一直所坚持的自由主义的原则之一,但是在晚期,在现实与理想的冲突中。胡适越发感到容忍空气在中国的缺乏及容忍的必要。在胡适这里,自由的真正保障是容忍的精神。 3.2试向传统寻求依据

总之,胡适后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思考,可视为自由主义在失去现实的政治凭依以后,被迫转向历史的文化寻找自己的立身安命之地的一种努力。为贯通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胡适在抗战时期就开始着手这一工作。

2、适自由主义思想之矛盾解读

1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当胡适把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等同于易卜生主义时,他对个人主义的理解就发生了严重的偏差。胡适之所以倡导易卜生主义,并非把个体的发展看作是自身可以判定的目的,而是认为个体比社会更具有价值,个人才能造就新社会,建设新国家。在他看来,多救出一个人就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并且个人不仅有自由选择权,也要对自己所作所为是要担责任。他的这种“为我主义”无疑是对国家、社会有用的。“小我”(个体)必须为“大我”(社会)所包容,成为理想社会的一块有用的材料,个人的价值在于其对社会的有用,在这个程度上说,社会比个人更重要。如此一来,就造成了胡适个人主义的矛盾。因为按照他说的“个人”就必须是积极迸取的,是“入世”的而不是“出世”的,是奉献的而不是索取的,是向社会承担责任的,而不是享乐的。他一方面张扬理性,解放个人,努力地寻找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另一方面,他又在那种解放的个人身上强加了难以承受的重大责任。由于被赋予了这样的责任,个人不仅在政治上要负责把政治弄上正轨,实现宪政民主,更要对民族复兴和社会改造负责。这就将个人的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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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与民族复兴这两种不同价值等同起来,因而他就不可能进一步探求当宪政民主的价值与民族复兴的价值两极发生冲突时如何干衡和协调的问题。

造成胡适在个人主义上的这种矛盾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治天下,这种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使命感矛盾地表现在胡适的身上;另一方面,也是当时的“救亡压倒一切”的社会环境下对胡适对解决中国问题所不得不考虑的,因而可是说是一种中国式的个人主义。 2理想化的民主理论

胡适对于民主政治一直是向往的,也对中国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提出了种种 理论依据、实行方案,但是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

首先,胡适对民主政治的理解可谓是一种精英政治理论,这要表现为他的“好人政府”理论。当他鼓吹“好人政府”和“贤能政治”时,显然忘记了(或者不懂{:导)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第一课——即人民参政而制约政治权力的含义,反而以非政治或反政治的态度来推动所谓的“宪政”政治。这种“精英心态”或“救世主心态”与自由主义、宪政政治的基本原则是格格不入的。

其次,当论述民主的必要时,胡适更多地依据他在美国观察民主宪政的实施经验,而不是立足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实际。

再次,当胡适为了论述民主政治在中国的可行性时,他把民主政治制度看作为一种幼稚的政治制度。 3忽视经济自由主义

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是必须正视的紧要问题,但自由主义者没有研究这些紧迫的问题和提出架设的或最后的解决方案。胡适等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大都忽略对经济平等的追求,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发达,贫富分化并不严重,因此经济平等不是最迫切的问题。胡适虽然一直坚持自由主义的信念,但是始终不太关心经济不平等问题的解决,他所争取的始终是法权平等。 4混淆的自由观念

在西方自由主义理念中,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或用贡斯当的话说,即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入的自由)的区分是非常明确的。 胡适对这两种自由都没有予以明确的区分。在20年代的人权运动和40年代的民主运动中,都特别强调自由是一种不受压制的政治权利。但是,他常常也在意志层面谈自由,将自由理解为“解缚”、“由自己作主”。因而在胡适这里,自由的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被融合在一个无矛盾的框架中:消极地免于外在的干涉和积极地争取意志自由,是内在和谐、不可分离的。

胡适在后期试图将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自由主义结合时,也混淆了中国古代思想中的“自由”观与西方自由主义的“自由”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更多的是指个人的内在修养,并且更多的是一种对现实的逃避,轻视参与政治的行为。就如梁漱溟就所说的,中国人总是处于一种自由不自由的状态:未尝自由,亦未尝不自由。

虽然胡适一直坚持自由主义主张,但是他文人的超越现实的幻想与当时的中国现实是冲突的,因而最终只能在激进与保守两派的攻击中以悲剧结束。

3、胡适自由主义思想评价

胡适的自由主义,可以说是经验自由主义。他的自由主义思想更多的是着

眼于政治架构的思考,而非思想体系的建构。

胡适将他及他们那群人定位为监督舆论的政论家。胡适认识到了自己在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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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乎理性的民主制度下应该扮演的角色,却看不出自己在一个不合理性的专制制度下应该何适何从。他过多地寄希望于舆论的监督作用,却没有想到,在一个不尊重公意的政权眼中,舆论是可以置之不理的。 在胡适所表达的政治理想中,对自由主义的中心概念并没有进行学理上的充分阐述,在他这,法治、民主、自由等都是依据“常识”来谈,是不证自明的。 不可否认地,今天不论我们如何定位胡适他们那一群人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角色,首先必须考虑的是:知识分子始终是属于他们的时代,对其大众代表着某事,并在“普遍”与“此地”之间寻求“有效的沟通方式”。那个年代赋予胡适等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就是这样一种承载:不单是学术的,还包括政治的;所扮演的角色,既是学者,又是言论家,有的还是幕僚。这些身份并不隔绝,交互产生影响与作用。这样的承载使胡适及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总是跌落进政治的漩涡中,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徘徊。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在走出科考时代后,对其角色定位的探索。 时过境迁后,对胡适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这种心理结构应当渗入了新的涵义,即:走进书房,不再意味着去养气,去逍遥,而是意味着去献身于社会所必需的独特职业分工;走出书房,也不再意味着去当官,去从政,而是意味着以社会公德和良知的名义去对公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发表独立的思考和批评。不管是为情势所迫还是着意自我塑造,胡适所要扮演的,正逐渐变成现代社会中的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角色。

胡适给中国指出的路,像民主与科学,是经得起考验的,这方面他的贡献无人能出其右。胡适是自由主义者,却称不上自由主义的理论家,他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至少说并没有把他的自由主义思想用专著的形式整理下来,他只是一个呼喊自由、实践自由的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者,其全部的学术追求和政治理想追求,都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之上,对于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人权、法治、民主、自由等,他也是一生都坚守不渝的。 胡适以最迅捷的方式将美国的主流政治思想——自由主义,传达到中国来,说出了前人包括同时代人许文化上的特殊地位和影响力,造就了一大批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并对他们的成长提供了重要条件。这就是胡适留给现代中国的,也许并非很自觉地,胡适帮助中国刚刚形成的知识分子们创造了一种新的传统——自由主义传统。 胡适在实现自由人格方面的兴趣显然远超过输入学理,对他来说,自由主义之所以可贵,并不在於它是一种完美的形上学架构。而在於它是一种普通的、人人可以享受到的生活习惯。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自由主义具有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性。对现代中国的意义尤为重要。所以今天我们说重估胡适,只是要让他提倡的自由主义变成一个普遍的态度,就是说个人的自由应该受到保障,但也不被允许侵犯别人的自由。通过法治的途径来保障这种自由,杜绝人权侵犯。如胡适所说,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即要将民主、人权、自由、容忍等这些胡适当年所提倡 并身体力行的自由主义观念内化到我们的生活,成为一种生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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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之于胡适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可说是在他留美十年间接受了严格的现代民主政治训练,在杜威、罗素等国际学界泰斗的影响下形成的。1917年7月,胡适由美返沪。“五四”前后,以胡适为核心而形成的胡适学派人群成了自由主义在中国的代言人。这些人以办杂志为主要方式大力宣传西方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论述其“自由”思想。胡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中国的问题不能谋求一次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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