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古文书法:绝去甜俗蹊径
作者:杨亮
来源:《东方艺术·书法》2016年第06期
董其昌在论述绘画“士气”时曾说:“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似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体现“士气”不仅仅是以书入画,其书则要以“草隶、奇字”为之。“草隶”无需赘言,此处董其昌所言“奇字”即传抄古文在明代的一个常见名称。董氏崇尚“奇字”之法,可见其对传抄古文有一定的研究。但在他流传的作品中以楷、行、草居多,篆、隶十分罕見,更何况古文这种稀见的书体,因此“奇字之法”是如何体现的,我们无从猜测。
然而随着考古发掘的不断涌现,近年出土的一件董其昌所篆古文墓志盖填补了这一空白。此墓志与墓志盖为两块,品相完好无缺,墓志盖尺寸为:89cm×89cm×20cm,书有:“明故诰赠登仕郎鸿卢寺鸣赞潢滨孙公墓志铭”十九个古文。篆盖者即董其昌,时年六十六岁,任国子监祭酒。
董其昌所篆古文线条清健有力,笔画两端尖利,是晚明时期常见的古文笔法,字法多出自宋之后的古文字书,亦夹杂小篆字形,可知董其昌对于古文书法仅是一般的涉猎,并未形成像行草书那样的个性风格。但这件作品的出现,足以证实董其昌主张以“草隶、奇字”之法来改造画法绝非空穴来风,也非故弄玄虚,他应该对古文下过一番工夫。而董其昌的古文书法又是受到什么样的时代影响呢?那我们首先要从古文谈起。
古文,又称传抄古文,是战国时期秦以外,东南地区诸国所用手写文字的统称,主要是指来源于战国简帛上的文字,或说是战国时期文献上的文字,书法史中则称为“古文”。王国维对古文的流传曾这样简述:“孔壁、汲冢古文之书法,吾不得而见之矣。《说文》中古文,其作法皆本壁中书,其书法,在唐代写本与篆文体势无别,雍熙刊板则古篆迥异。”因为自“汉以来,传写古文字体一直有两种主要形式:一种是字书,另外一种是古体写本(包括石刻)。”字书以《说文解字》为代表,石刻主要是《魏正始石经》。宋以后辑录“古文”的字书有郭忠恕《汗简》、夏竦《古文四声韵》等。为了与金石碑刻上的“古文”相区别,文字学研究界通常称“传抄古文”。
晚明时期随着文字学研究的发展、书学嗜古之风的兴起,对传抄古文的研究与重视,自宋之后再次兴起。这股嗜古之风,要从杨慎说起,他遭贬后,致力于考据著述,其中文字学方面的著作颇为丰富,所著多部小学著作被严苛的四库编纂官收入到《四库全书》中。杨慎的成就无疑是晚明文字学研究的开启者,他在书学著作《墨池琐录》中对周、秦古器上的铭文大加赞赏,书中还记述了他对书法所宗的渊源:
今之笑学书者曰:“吾学羲、献,羲、献当年学谁?”予诘之曰:“为此言者,非唯不知书,亦不知古今矣。”羲、献学钟、索,钟、索学章草,章草本分隶,分隶本篆籀,篆籀本科斗,递相祖述,岂谓无诗耶?
这段叙述是杨慎对那些自我作古、盲目创作者的批评,同时也表达了他认为羲、献在书法道统中所处的地位。既然以篆籀、科斗为书法之本源,那书家必须涉猎文字学,且明确指出文字学与书法本为一体,但随着晋、唐书家重视书法的技巧与艺术性,使文字学逐渐势弱。 除杨慎外,丰坊也是董其昌之前尤重篆籀与古文的书家,其《书诀》说:“古大家之书,必通篆籀,然后结构淳古,使转劲逸,伯喈以下皆然。——然篆学必精六书,六书之说,唯赵古则《本义》卷首谐声、假借、转注三论,足以一扫诸家之谬,但以小篆为主,不能深考古文,譬则无根之木,无首之人。”种种资料显示,他对古文书法经典的认识尚囿于宋代金石考证学的范畴之内,但丰坊的嗜古并不盲目,并且有自己的实践探索。上海博物馆现藏有丰坊所书古文四条屏,此作集中反映了丰坊古文书法的创作水平。从字形出处看字法多出自《说文解字》中“丰中锐末”的蝌蚪文笔法,董其昌所作古文墓志盖正是这种行笔流畅、“丰中锐末”的笔法,由此也可见当时有很多书家对古文书法有所涉猎,只是因为使用场合与识别的困难。传世古文书法作品才比较罕见,但书写古文无疑是晚明书家嗜古书风的一个体现。
晚明的嗜古与尚奇的审美风尚已经得到普遍认可,此类论述与著作亦颇为常见,白谦慎先生在《傅山的世界》中论述的尤为深入,而这件出土的董其昌古文书法再一次为晚明嗜古、尚古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证据,即晚明文字学发展、书家对古文书法的重视,杨慎、丰坊、董其昌、王铎、傅山等书家可谓一脉相承,对“尚古”审美观念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晚明时期的嗜古之风,是针对传统雅正审美的一种悖离和突破,艺术家张扬个性,因避俗而嗜古正是董其昌“绝去甜俗蹊径”这一审美观念形成的根基所在。
董其昌古文书法:绝去甜俗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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