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制造到文化创造
文化的蓬勃，从来不是一时所为，不是公众制造出来的。
不要以为我们是文化制造大国， 不能以为我们正在实现大国文化 崛起。回顾 2006年文化的度过，瞻望 2007 年文化的行进，我们 期待文化的挺拔勃兴。
狭义的恶搞是一种反文化
2006年倏忽间就过去了，朋友在一本新书序言里的一句话 给我印象深刻： “似乎就是几个人恶搞了一把， 一年就过去了。 ” 以网络为主要载体的恶搞，渐入高潮。
胡戈在 2006 年初恶搞了一把《无极》，没成想竟然就开启 了“恶搞年”。从电影《无极》那“一个馒头的故事”，到电影
满城尽带黄金甲》那“一堆馒头的故事”，所映照的“恶搞 年”倒很完整。从大片到名人到文化经典，都成了恶搞对象。有 些名人则在博客里相互恶搞。相信下一版《现代汉语词典》一定 会收入“恶搞”这一新词。
其实，我们不能将一切搞笑都看成是恶搞。有的所谓恶搞， 其实是善搞，是讽刺幽默、批评批判，可惜搞得不错的善搞太过 稀少。恶搞的无边际发展，就弄成了搞恶。对民族文化经典的恶 搞，将《红楼梦》 搞成了“林妹妹穿三点式、 宝姐姐陷入婚外恋” 的现代版；对红色经典的恶搞， 《闪闪的红星》中的潘冬子成了 做明星梦、希望走穴挣大钱的富家子弟。
网络不是流水线， 但网络确是集装箱， 体积巨大， 容量无比， 恶搞成了网络文化制造， 甚至从制造变成了竞赛， 长势如雨后蘑 菇。更夸张的是， 网络恶搞的文化制造很快就下载到了现实生活 中，商业恶搞开始大行其道：雷锋上了安全套包装盒、屈原成了 猪饲料品牌代言人、姚明牌卫生巾也出笼了……文化制造变成了 商业制造。 文化为商业服务本来也不坏， 问题是没心没肺的文化 商业化，是对民族人文精神的蚕食和摧毁。
在一种扭曲的环境中， 文化必然以扭曲的形态出现。 恶搞就 是这样的一种社会心理、 文化心态的表现。 恶搞与善搞之间如果 没有相对清晰的边界，那是可怕的。善搞与恶搞的区别是：善搞 是草根们话语权利的体现，它同样可以带有娱乐至死的黑色幽 默，与恶搞不同，恶搞不仅是侵害真善美，而且是对他人合法权 利的赤裸裸的损害。
在我看来， 狭义的恶搞就是一种反文化。 冀望将善搞从如今 笼里笼统的恶搞概念里独立出来， 分水岭就是是否侵害他人的权 利。在文化共同体中，人人都是平等的，谁也没有侵害他人权利 的权利。或许，我们不必夸大恶搞对人文精神方面的损害程度，
如若在现实层面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则需要让法律来调整、 由法 庭来辨是非 。重要的是，我们并不需要法庭之外的“文化裁判 所”。
龙应台曾说：“文化的核心就是对别人的态度。”美国《时
代》周刊2006的年度人物是互联网上的“你”一一网民。冀望
聪明的网民在 2007 年多一点善搞而少一点恶搞，去解构、去批 判、去讽刺假丑恶，而不是拿真善美寻开心。这，就是一种文化 责任。
比“文艺复兴”更重要的是“文化复兴”
这是一个没能出现文化大师的时代。 如今在我们的文化制造 领域，已经不是“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而大抵是“山中 无猴子，蛤蟆称大王”了。
学者许纪霖比较了张艺谋、陈凯歌和李安三位华人导演， 分 析说，他们三人都在上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横扫欧洲影坛，而目 前只有李安笑傲江湖。 “高手之间的较量，比的是背后的文化底 蕴”，关公不能翻跟斗，因为他是儒雅的，关公之像，“没有瞪 着眼睛拿刀乱砍的，他一定是在读《春秋》”。相比于李安，张 艺谋、陈凯歌确实太没文化，若让他俩来导演“关公”，那保不 准又要搞出一个或一堆“馒头”来。
如果说没有文化大师还不可怕，那么没有文化是很可怕的。 歌德曾说： “在文化水准最低的地方， 你随处可见强烈残暴的仇 恨行为。”尽管这是歌德两个世纪前所说的， 今天依然基本如此， 你看看新闻里多少灭门案件、 动不动连杀十来人的凶案， 二。而
不少影视剧组在拍摄过程中，恣意践踏自然、毁坏文物， 则更就知一 是典型的搞文化的人没文化。
文化是文明的寄托，没文化何谈有文明。文化的面积与沙漠 的面积成反比，文化的深度与大海的深度成正比。美国学者威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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