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名著《红楼梦》要怎么翻译，外国人读起来才不会晦涩
难懂？
古人表达情感，只字未言思念，却字字刻骨入心：“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我爱你”的另一种表达，在夏目漱石笔下，变成了对爱人温柔的呓语：“今晚月色很好。”
文字，从古至今都充沛着艺术的美感，也因会心一击的共鸣而令人着迷。爱书之人，总能在不同的语言里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这种冲破国界、冲破语言、冲破时间的隔阂，找到另一个与你灵魂共震的人的感觉，实在是太美妙了。 鲍勃·迪伦在《Blowin' In the Wind》歌中深情唱道：“……Yes an' how many deaths will it take until he knows/That too many people have died/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The answer is blowin' in the wind.”我们或许会因为他深沉的嗓音和歌中的旋律而打动，但把这些英文句子翻译成中文：“要牺牲多少条生命他才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亡/朋友，答案在风中飘荡/答案在风中飘荡。”，便会深切地感受到他在歌中呼唤和平的急切之心。把费解的英文翻译成我们理解的母语，在不失原歌意义的基础上，增加了中文的感染力和生动性，语言的美感便不失风貌地呈现在眼前。
试想一下，当外国人捧读着中国经典名著《红楼梦》时，他
们又是否觉得晦涩难懂？英国翻译家霍克斯(David Hawkes)曾经使用大量的“内心叙事”手法，翻译曹雪芹的《红楼梦》。小说第三回，黛玉初见宝玉的那一刻心理活动，曹雪芹曾作如下描写：“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到：‘好生奇怪，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且看霍克斯的译文：“Dai-yu looked at him with astonishment.How strange!How very strange!It was as though she had seen him somewhere before,he was so extraordinarily familiar．”他的办法是采取现代英语读者所熟悉的“自由间接文体”(free indirect style)，把曹雪芹原文的“引述”化为某种自由“转述”的模式，比直译更佳，也利于外国读者们的中国的博大文化。 那么，什么是“内心叙事”？而'全球化'的压迫是否应使人们考虑寻找新的立场和方法讨论文化交往与知识建构的问题？作者刘禾的思想史著作《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修订版）便是以一个全新的视角，立足于语言和语言之间，以语言的“互译性”为基点，去展开这一问题的思考。
答案在书中飘荡。不透明的内心叙事
作者丨刘禾 本文节选自《语际书写》（修订版）
心理写实主义的兴起和继而获得主导地位，在西方也是晚近两个世纪以来的事。有人指出，现代人对自己“内心”世界的解释和把握，往往离不开甚至有赖于现存的叙事文体。也
就是说，小说叙事文体对心理描写策略的运用，并不是作品对人物“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镜像式的反映不过是小说刻意追求的幻象而已)，而应该倒过来看，即这种文体是叙述语言对内心世界的幻想(捕捉不到，故求助于幻想)，亦是小说语言对人的自我认识极限的突破。
我们经常听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如何使文学作品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深刻性，如何影响了现代西方人的自我认识，等等。此类说法虽然不错，但往往掩盖了另一个事实，即弗氏理论的出现恰恰是维多利亚文学和欧洲心理写实主义小说发展的鼎盛时期，而弗洛伊德本人喜欢在自己的理论中使用文学意象，不会是一次简单的巧合。
19世纪欧洲小说家发明的各种“内心叙事”策略，替新兴的精神分析学准备了大量的“叙述”语言，以及伴随而来的那一份对认知行为的自信，因为精神分析的大前提是不让你怀疑内心世界的可知性和可言说性——虽然“无意识”这类概念分明把精神分析的语言推向另一个不可言说的极限。正因为它和文学之间有如此不解之缘，精神分析语言的“科学”性就不能不在叙事学面前打一个大大的折扣，而现代小说对“内心叙事”的情有独钟，也同样应放在叙事文体演变的历史中，给它一个恰当的历史定位。 什么叫小说的“内心叙事”？它具有哪些文体特征？为什么在现代汉语小说中，它和翻译体结下如此不解之缘？为了回答这几个问题，我首先
经典名著《红楼梦》要怎么翻译,外国人读起来才不会晦涩难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