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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论》《实践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及当代应用与发展
作者：刘洁
来源：《学理论·下》2017年第12期
摘 要：80年前，毛泽东在延安创作了“两论”，在总结革命经验的同时，从哲学的高度全面系统地对存在于党内的“顽疾”——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这一批判具有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意义，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革命结束之后的新的历史时期，党的几代中央领导将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作风一以贯之，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完善和改革实践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两论”；教条主义；双重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7）12-0048-03
1937年，在经历两次国内革命之后，党内面临一系列新的问题，如何认识、分析这些问题，进而得出正确的结论，全党全军还缺乏共同的正确认识方法和思想基础。在此背景下，毛泽东同志高屋建瓴，立足中国的具体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创作了“两论”，对长期存在党内的教条主义进行了批判。80年以来，“两论”中反教条主义的传统在几代中央领导人身上得以延续，并获得新的发展。值此80周年之际，我们有必要重读“两论”，不断发掘其价值。
一、“两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
“两论”中，毛泽东从三个方面系统地批判了教条主义。
首先，教条主义采取的是唯心主义的立场。立场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关乎革命前途，马克思主义者坚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强调认识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知和行三个方面的统一，其认识路线是从物质到思想的。而教条主义者“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捉摸的纯粹抽象公式，完全否认了并且颠倒了这个人类认识真理的正常秩序。”[1]310无论在现实中他们表现为何种形式，比如机会主义、冒险主义，都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立场的抛弃，毛泽东明确对此进行了批判，他说“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离，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的。以科学的社会实践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不能不坚决地反对这种错误思想。”[1]295毛泽东认为，通过这种主观主义的立场无法如实地反映客观世界，不仅无法得出与战争或革命有关规律性的认识和方法，还会误判形势，使革命遭受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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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教条主义者看待问题的方式是形而上学的。方法是我们能够迅速有效地获得准确信息的工具，只有通过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联系的、发展的眼光看待理论或实践，才能由点到面、由此及彼、由近及远地获得客观事物的全貌。而教条主义者采取的是形而上学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把世界一切事物、一切事物的形态和种类，都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说有变化，也只是数量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而这种增减和变化的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是由于外力的推动。”[1]300这恰恰就是教条主义者的一贯作风，对现实的变化熟视无睹，恪守经验和主观的认知，没有掌握基本的认识方法，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同志之所以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看事物的方式是主观的、片面的和表面的。”[3]314没有掌握科学方法论，教条主义者无法发现事物的相互联系以及内部规律，最终以主观的定论来掩盖客观的事实。教条主义者的又一失误是他们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认识各别事物的特殊本质，才有可能充分地认识矛盾的普遍性，充分认识事物的本质”，也不懂得“在我们认识了事物的共同本质以后，还必须研究那些尚未深入地研究过的或者新冒出来的具体的事物。”[1]310对于矛盾的忽视以及对待新问题时的懒散态度，使得革命领导者一叶障目，无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时间、地点、场合的不同及时调整自己的作战思维和策略，不仅在党内形成了极坏的作风，最终使革命错失时机、陷入困境。 最后，教条主义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原则。毛泽东认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1]284而教条主义者恰恰否认了实践的重要性，将理论看作是从天而降的东西，要么将别国的经验直接嵌套在中国革命身上，要么异想天开地主观臆断革命的进程，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批判：“世上最可笑的就是那些知识里手，有了道听途说的一知半解，便自封为天下第一，适足见其不自量而已。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和骄傲，决定的需要到的倒是其反面——诚实和谦逊的态度。”[1]287教条主义者们闭目塞听、同客观外界根本绝缘，这样是不可能获得正确的认识的，对于右倾机会主义者来说，“这些人看不出矛盾的斗争已将客观过程向前推进了，而他们的认识还停留在旧阶段。一切顽固党的思想都有这样的特征。他们的思想离开了社会实践，他们不能站在社会车轮的前头充任向导的工作，他们只知道跟着车子后面怨恨车子走得太快了，企图把它向后拉，开倒车。”[1]295而左翼空谈主义，“他们的思想超过客观过程的一定发展阶段，有些把幻想看作是真理，有些则把仅在将来有现实可能性的理想，勉强地放在现时来做，离开了当前大多数人的实践，离开了当前的现实性，在行动上表现为冒险主义。”[1]295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1]292因为将理论束之高阁，不用于指导实践，也不随着实践的变化而发展理论，这样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教条主义之所以犯错误的原因就是不懂得实践是检验和发展认识的根本途径。 二、“两论”对教条主义批判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意义：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相结合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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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立足于20世纪30年代具体的革命实践，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作为指导，目的在于解决革命的思想路线问题，著作本身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例证，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首先，“两论”对教条主义的批判，深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实践与矛盾两个问题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发展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实践观点来说，最为大众熟知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对这两个总结性的观点有所细化和扩展。毛泽东首先详细阐释了认识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接着又指出“认识从实践开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1]292，强调要实现认识的第二次飞跃。无论是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是对战争的认识，都需要经过这两个过程，否则就会像中国的某些教条主义者一样，对工作缺乏把握，自以为是地发号施令。从矛盾的观点来看，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早在列宁时期就已经众所周知，基于教条主义者在方法论上的缺陷，毛泽东在全面论述矛盾的普遍性、特殊性、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这几个问题时，着重对矛盾的特殊性进行了强调。他指出：“每一种社会形式和思想形式，都有它的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本质。”[1]309矛盾暴露的过程就是革命局势慢慢出现转折的过程。而矛盾的特殊性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各个物质运动形式的矛盾，各个运动形式在各个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各个发展过程的矛盾的各个方面，各个发展过程在其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以及各个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各个方面”[1]317都有差异，革命党人要适当地处理这些矛盾，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否则就会像教条主义者一样主观随意地对待任何事物，无法认识事物发展的内部规律，失去取得革命胜利的契机。毛泽东在此基础之上将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延伸为共性与个性的关系，认为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320
其次，无论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讲的最终都是主观要符合客观的问题，于是毛泽东将两者统一起来，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将这种对理论的发展和创新上升到了政党层面，作为革命时期党领导、指挥、参与作战的方针政策，是具有创见性的。
（二）实践意义：为中国革命胜利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
第一，理论联系实践的指导路线，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直接理论支持。1937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之际，面对敌人猛烈的进攻，国内出现了两种论调：速胜论和亡国论，由于没有对敌我双方进行深入的调查，没有透过战争的表面现象看到各国参战的实质，所以这两种观点都具有主观性、片面性，是以往教条主义在新的革命局势下的具体表现形式。毛泽东利用“两论”的观点与方法，写出了《论持久战》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著作，深刻驳斥了这两种错误思想，毛泽东首先根据中日矛盾双方的具体情况，分析了中日双方的力量对比，还区分了侵略战争的正义性与非正义性的性质，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抗日战争胜利的可能性以及作战过程的持久性，接着又借用矛盾双方对立与转化的原理，将中国抗日战争分为三个不断向前发展的阶段：防守、相持以及反攻阶段，并将游击战争提高到了战略地位上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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