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历师本 纪立丽 109503705
中国史学界对于心理史学的早期探究
——梁启超对心理史学的认识和贡献
心理史学，是运用心理学方法研究历史上人们心理状态的一种史学流派。具体地讲，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嫁接而产生的一门新学科,它借助与运用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来探索人类过去的种种行为，进而更全面与更深刻地阐明人类历史发展的客观进程。它最早兴起于西方，1910年犹太人弗洛伊德发表《列奥那多.达芬奇:一个童年的记忆》,根据达芬奇日记里的一段话推断他是有“恋母情结”的,这一心理状况对他的行为结果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心理史学诞生的标志。弗洛伊德通过手上掌握的史料,再加上以精神分析的理论方法对历史人物进行了剖析,在当时来说实属首创。此后,费弗尔、埃里克森、荣格、阿德勒等西方心理学大师不断地把目光投向历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西方史学界也涌现出一批史学家积极倡导历史学要与心理学结盟如鲁滨逊及其弟子巴恩斯等人,巴恩斯在其《新史学与社会科学》一书中曾说过:“吾人相信一百年后,弗洛伊德与其信徒所创出之心理系统,将被视为史家之一种工具,史家之欲成功,则必须利用之。”
中国史学界认识、研究和运用心理史学最早是在20世纪20年代末. 当时中国正处于“西学东渐”的时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开始涌入中国,其科学心理学思想也随之而入。著名史学理论家朱谦之，受孔德、杜里舒和兰伯列希影响，开始注意史学研究中“心理的方法”问题。他在1926年撰写的《历史哲学》中，详细介绍了西方历史哲学的研究方法和成就。首先，他肯定了杜里舒关于人类社会的进化，“归宿在‘知识线’的进化上”，而所谓“知识线”的进化，“又由于人类社会之心理的原因”的理论。认为社会愈进步，心理因素的影响就愈大。同时，他对孔德的心理史学理论也十分重视。认为“从孔德以后，历史才渐渐有科学的根据，才渐渐去注意历史事实的‘所以然’”。因为孔德明确指出:“历史现象之主要原因，一方面看来是进步，而从它方面看来，社会的进步又是原于人类的心理。”因此，历史研究除了“研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形如家庭，人口，都市，经济诸问题以外，还要注意到心理的方法，从人类心理的现象，去找出历史的程序来。”不过朱谦之认为孔德历史哲学有一定偏颇。因为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心理的研究那样幼稚的时代，孔德竟想用心理学的方法以解释历史现象，结果只能把历史现象弄变易，而不能完全解释它。”“对于兰伯列希的“历史为社会心理的科学”的口号，他也给以中肯的批评:“兰伯列希只把历史看作社会心理的一个连串，而没有注意到这个连串背后那种逼促人们实现他进步的‘生机力’，所以还算不得尽历史的意义。”朱谦之是当时生机史观的代表，因而对现代史学的评判，离不开他生机史观的价值尺度。
同一时期，另一位著名学者何炳松，受美国“新史学”运动发起人鲁滨逊的影响，主张历史研究是多门学科、多种方法的综合研究。具体来说，就是“必待心理学与自然科学、经济学能通力合作，不背道而驰，以解决此问题。”何炳松所提倡的
综合研究法，对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为此，他还专门翻译了鲁滨逊的《新史学》、绍特韦尔的《西洋史学史》。
1947年，胡秋原在其《历史哲学概论》中，除了对当时历史哲学的主要流派进行了介绍和评价之外，专门对“心理史释”作出了论证。他认为，“自人类之心理以至时代之思潮，其影响于历史及文化之形成，自为不可否认之事实。然以此为社会历史之动因，则尚嫌不足。”因此他主张将“心理史释”作为历史学方法论中不可缺少之一种，而不是全部。
二十世纪自二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在心理史学方面，可以说基本上仅限于在理论上对西方史学理论的译介和初步的探索，还没有产生出心理史学理论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而就西方心理史学理论的译介来说，也有相当大局限性。比如法国年鉴学派精神史和心态史的理论几乎没有问津，对于德国新康德主义的心理史学也注意不够。只是由于杜里舒曾来华讲学，故他的所谓“知识线”理论———即社会心理推动文明进化的理论在中国史学界的影响才比较大一些。
作为当时讲学社的主要发起人和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的梁启超，对于杜里舒的理论，在肯定的同时也保留了他自己的看法。他在《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文里做了明确的阐述，特将精神文明的进化确定在两个方面:一是“人类平等及人类一体的观念”;二是“世界各部分人类心能所开拓出来的‘文化共业’”。这里，就心理与文明的关系而言，足以看出梁启超对于该问题认识的深度。
梁启超一贯重视探讨人物的心理状况,他早期侧重于用直观理性去分析个人人格和民族性格。他曾以《佛教心理学浅测》为题,在当时的中华心理学会发表过讲演。他以现代心理学概念对照佛教思想,开创了佛教心理学研究之先河。但他对当时的西方科学心理学并没有系统地进行过科学心理学的研究。其心理学观点散见其各著述当中,仍属于心理学思想史范畴。他在心理史学上的观点之一 “历史为人类心力所造成,而人类心力之动乃极自由而不可方物,心力既非物理的或数理的因果律所能完全支配,则其产生之历史自亦与之统一性质”。在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他论述了对人类心理、心理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应用等的看法,虽然在梁启超的著作中没有独辟章节论述心理史学研究方法,但是文章字里行间都能感受到他在历史研究中时刻没有忘记加入心理学的元素。
梁启超在其史学名作《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中，对心理史学更有相当全面深刻的认识。首先，他以其所特具的学术敏感注意到心理史学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因此，在他选取历史专题的八大方法中，第五、六、七三种都与心理相关。第五种“精研一史迹之心的基件”，讲要抓住历史事件中心人物的心理活动，以把握历史的本质;第六种“精研一史迹之物的基件”，讲要研究和把握影响心理活动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第七种“量度心物两方面可能性之极限”，主要讲来自心理方面的主观认识与其客观外在条件之间的辩证关系。
其次，在历史研究中他还强调社会心理对于阶级、党派、民族的重要影响。他说：吾以为历史之一大秘密，乃在一个人之个性，何以能扩充为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与夫一时代一集团之共性，何以能寄现于一个人之个性。申言之，则有所谓民族
心理或社会心理者，其物实为个人心理之扩大化合品，而复借个人之行动以为之表现??无论何种政治何种思想，皆建设在当时此地之社会心理的基础之上。而所谓大人物之言动，必与此社会心理发生因果关系者，始能成为史迹??所谓大人物者，不问其为善人恶人，其所作事业为功为罪，要之其人总为当时此地一社会—最少该社会中一有力之阶级或党派—中之最能深入社会阃奥而与该社会中人人之心理最易互相了解者。如是，故其暗示反射之感应作用，极紧张而迅速。
另外，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还就历史事实“予以新意义”的问题，专门谈了心理分析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吾人的动作，一部分是有意识的动作，一部分是无意识的动作—心理学上或称潜意识，或称下意识??一人如此，一团体一社会的多数活动亦然。”若以此方法去分析史料，即可对史料获得新的意义。他以义和团运动为个案，运用了这一分析方法去探索义和团运动发生的根源，认为主要是民众长期以来已经完全无意识化的“迷信心理”和近代积蓄己久的“排外心理”，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以及戊戌变法的失败诸原因聚合汇集而成。其实，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梁启超在他对历史事实的五种用功方法中所提出的“联络法”，与同一时期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法国年鉴学派正在酝酿的“长时段”结构理论十分相似。他说：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着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什么结果，但是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比如晚明时代，许多士大夫排斥满清，或死或亡，不与合作，看去似很消极，死者自死，亡者自亡，满清仍然做他的皇帝，而且做得很好，这种死亡，岂不是白死亡了吗，这种不合作，岂不是毫无意义吗?若把全部历史综合来看，自明室衰亡看起，至辛亥革命止，原因结果，极明白了;意义价值，亦很显然。假如没有晚明那些学者义士仗节不辱，把民族精神唤起，那末辛亥革命能否产生还是问题呢。梁启超的“长时段”同样包含着心理结构的传承、演变过程在其中。梁启超的原创性与法国年鉴学派极具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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