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的作文1000字:重阳节风俗习惯
赏菊
菊花,又叫黄花,属菊科,品种繁多。我国是菊花的故乡,自古培种菊花就很普遍。菊是长寿之花,又为文人们赞美作凌赏菊霜不屈的象征,所以人们爱它、赞它,故常举办大型的菊展。菊展自然多在重阳举行,因为菊与重阳关系太深了;因此,重阳又称菊花节,而菊花又称九花。赏菊也就成了重阳节习俗的组成部分。宋代《东京梦华录》卷八:“九月重阳,都下赏菊,有数种。其黄、白色蕊者莲房曰‘万龄菊’,粉红色曰‘桃花菊’,白而檀心曰‘木香菊’,黄色而圆者‘金龄菊’,纯白而大者曰‘喜容菊’。无处无之”。
明代,在《陶庵梦忆》中记载有:“兖州绍绅家风气袭王府。赏菊之日,其桌、其炕、其灯、其炉、其盘、其盒、其盆盎、其看器、其杯盘大觥、其壶、其帏、其褥、其酒;其面食、其衣服花样,无不菊者夜烧烛照之,蒸蒸烘染,较日色更浮出数层。席散,撤苇帘以受繁露。”
清代赏菊,如《燕京岁时记》:“九花者,菊花也。每届重阳,富贵之家,以九花数百盆,架度广厦中前轩后轻(轩轾,车前高后低叫轩,前低后高叫轩,比喻高低优劣),望之若山,曰‘九花山子’。四面堆积者,曰‘九花塔’。”在《清嘉录》中记苏州赏菊活动说:“畦菊乍放,虎阜花农,已干盎(古代腹大口小的器皿)百盂担入城市。居人买为瓶洗供赏者,或五器七器为一台,梗中置熟铁丝,偃仰能如人意。或于广庭大厦堆垒千百盆为玩者,绉纸为山,号菊花山。而茶肆尤盛。”另如《金瓶梅》、《浮生六记》等书中也有赏菊之记载。至今,重阳节期间,各大公园也仍组织大型菊展,并将菊缚扎成各类动植物,人物等造型,十分美观。 登高
重阳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之一,即是登高。故重阳节又叫“登高节”。登高所到之处,没有划一的规定,一般是登高山、登高塔。
登高早在西汉,《长安志》中就有汉代京城九月九日时人们游玩观景之记载。在东晋时,有的“龙山落帽”故事。据《晋书》中《孟嘉传》载,九月重阳这天,晋朝大司马桓温及参军大将孟嘉等人登上龙山(今湖北江陵县西北的一座山),孟嘉观赏山景,连帽被风吹走也不知道。桓温叫人作文笑他,他也不示弱,作文答辩,一时传为佳话。
南朝时,梁人吴均在《续齐谐记》中记载一个神异的故事:汝南人桓景,随费长房游学,费长房要他在重阳这天让家人各作绛囊,盛茱萸系臂,并登高,饮菊花酒,才可免祸。桓景照办了,才逃脱灾祸。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出重阳时人们的避邪除灾心理。
当然人们登高也不单是攀登而已,还要观赏山上的红叶野花,并饮酒吃肉,享受一番,使登高与野宴结合起来,更有吸引力。如隋时孙思邈《千金方·月令》:“重阳日,必以看酒登高远眺,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酒必采茱萸、菊以泛之,即醉而归。”记隋代风俗,已与后世近似。在南宋的《梦粱录》卷五载:“日月梭飞,转盼重阳。……是日‘孟嘉登龙山落帽,渊明向东篱赏菊’,正是故事。”南宋韩元吉
《水调歌头·九日》上片:“今日我重九,莫负菊花开。试寻高处,携手摄展上崔嵬。放目苍崖万仞,云护晓霜成阵,知我与君来。古寺倚修竹,飞槛绝尖埃。”描写了重阳赏菊及登高观景的韵致。 明清时,北京地区登高颇盛,《燕京岁时记》云:“京师谓重阳为九月九。每届九月九日则都人提壶携楹,出都登高。南则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等处,北则蓟门烟树、清净化域等处,远则西山八处。赋诗饮酒,烤肉分糕,询一时之快乐也。”不论文人百姓,都喜欢登高后在山上野餐、烤肉食用。有些贵戚富家则带上幕帐、烤具、车马、乐器,登高台、土坡,架起幕帐、桌椅,大吃爆烤羊肉或涮羊肉,并唱戏奏乐,听歌看舞。如清末慈禧太后,每年重阳于北海东的桃花山登高、野餐、烤肉,并架蓝布围障,防止闲人偷看。在玉渊潭钓鱼台等处,也集中了不少登高之客。故宫御花园里也有登高之山。 又如广州地区,游客多于重阳登上白云山,饮酒赋诗,热闹非凡,影响至今。在上海,附近无山丘,便把沪南丹风楼及豫园的大假山作为登高雅集之所,也很热闹。至民国年间干脆又登二十四层高的国际饭店。而近代的北京香山、山东的牛山、江西南昌的滕王阁等等,也都是登高胜地。尤其是滕王阁,因了唐代王勃于重阳节时在阁上写出千古名文《滕王阁序》,更闻名天下。至于湖北江陵龙山上的纪念晋代孟嘉落帽的落帽台古迹,也吸引着许多游客。
由于重阳为秋节,节后草木开始凋零,所以有称重阳节野游活动为“辞青”,与三月春游“踏青”之说法相对应。清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记:“(重阳)有治看携酌于各门郊外痛饮终日,谓之‘辞青’。”这也是一个颇有诗意的名称。
关于登高习俗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
一说可能源于古代对山神的崇拜,以为山神能使人免除灾害。所以人们在“阳极必变”的重阳日子里,要前往山上游玩,以避灾祸。或许最初还要祭拜山神以求吉祥,后来才逐渐转化成为一种娱乐活动了。(古代认为“九为老阳,阳极必变”,九月·九日,月、日均为老阳之数,不吉利。故而衍化出一系列避不祥、求长寿的活动,并非如魏文帝曹丕所称九为“宜于长久”之数。这是明代谢肇制《五杂咀》中的看法。
一说重阳时节,秋收已经完毕,农事相对比较空闲。这时山野里的野果、药材之类又正是成熟的季节,农民纷纷上山采集野果、药材和供副业用的植物原料。这种上山采集农民们把它叫做“小秋收”。登高的风俗最初可能就是从此演变而来的。至于集中到重阳这一天则是后来的事。那意思是以此作为一种象征,起点提倡作用,正像春天宜于植树,人们就定个植树节的道理一样。此外重阳节期间天气晴朗,气温凉爽,适宜于登高望远。 佩茱萸·簪菊花
重阳节有佩茱萸的风俗,因此又被称为“茱萸节”。茱萸是重阳节的重要标志。重阳节时人们还喜欢佩戴菊花。茱萸雅号“辟邪翁”,菊花又名“延寿客”。
佩茱萸茱萸是一种可以做中药的果实,因为出产于吴地(今江浙一带)的茱萸质量,因而又叫吴茱萸,也叫越椒或艾子,它是一种常绿小乔木,树几乎可以长到一丈多高,叶为羽状复叶,初夏开绿白色的小花,结实似椒子;秋后成熟。果实嫩时呈黄色,成熟后变成紫红色,有温中、止痛、理气等功效。茱萸
叶还可治霍乱,根可以杀虫。《本草纲目》说它气味辛辣芳香,性温热,可以治寒驱毒。古人认为佩带茱萸,可以辟邪去灾。
重阳佩茱萸的习俗在唐代很盛行,人们认为在重阳节这一天插茱萸可以避难消灾;或佩带于臂,或作香袋把茱萸放在里面佩带,称为茱萸囊,还有插在头上的。大多是妇女、儿童佩带,有些地方,男子也佩带。重阳节佩茱萸,在晋代葛洪《西经杂记》中就有记载。除了佩带茱萸,人们也有头戴菊花的。唐代就已经如此,历代盛行。清代,北京重阳节的习俗是把菊花枝叶贴在门窗上,“解除凶秽,以招吉祥”。这是头上簪菊的变俗。宋代,还有将彩缯剪成茱萸、菊花来相赠佩带的。
重阳茱萸其实也和端午节的雄黄和菖蒲的作用差不多,目的在于除虫防蛀。因为过了重阳节,就是十月小阳春,天气有一段时间回暖;而在重阳以前的一段时间内,秋雨潮湿,秋热也尚未退尽,衣物容易霉变。这段时间又是桂花盛开之时,所以民间称之为“桂花蒸”,这时必须防虫。茱萸有小毒,有除虫作用,制茱萸囊的风俗正是这样来的。
但是在宋元之后,佩茱萸的习俗逐渐稀见了。其变化的因由大概要从重阳节俗的重心的潜移中去理。重阳在早期民众的时间生活中强调的是避邪消灾,随着人们生活状态的改善,人们不仅关注目前的现实生活,而且对未来生活给予了更多的期盼,祈求长生与延寿。所以“延寿客”(菊花)的地位最终盖过了“避邪翁”(茱萸)。 放纸鹞
放纸鹞是惠州过重阳节的主要习俗。换句话说,惠州民间过重阳节是以放纸鹞为主要特征的。此习,除惠州流传的民谣中有叙述以外,光绪《惠州府志》亦有记述。
放纸鹞纸鹞亦现在的风筝。风筝是五代以后的称谓,五代之前,北方习惯称“纸鸢”,南方则多叫“鹞子”,惠州的“纸鹞”称谓很明显的是保留了五代以前的古老名称,且有“南北混合”的味道。
风筝始见于春秋时期,初型均是鸟类。相传公输般(鲁班)“削竹为鹤,成而飞之”,“作木鸢以窥宋城”。这里的“竹鹊”“木鸢”,就是代风筝的雏型。不过,当时没有纸,只能用竹木制成。清人笔记中说 “韩信率军十万围攻项羽于垓下,以牛皮制风筝一具,下置善笛之人吹思乡之曲,其声悲怨,楚军弟子八千人尽皆散去”。这里所说的汉代风筝,也只不过是牛皮制的风筝。东汉蔡伦造纸术面世后,始有纸制风筝,出现了“纸鸢”和“鹞子”的称谓。“风筝”之名的出现,据记是出现在五代,《询刍录》记曰:“风筝,即纸鸢,又名风鸢。初,五代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采风为戏,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声如筝 鸣,俗呼风筝。”唐以后,风筝盛行,并定清明节为风筝节,宋已后更是在老百姓中间普及了。从这以后,风筝的形状已不局限于鹊、鸢、鹞等鸟类,虫、鱼、人神均有之,明清以后,风筝制作已成为一种十分精湛的手工艺术。
惠州民间的纸鹞,已非本来面目,多为四方平面,带一尾巴,其形状与民间所贴门神、神位相似,故疑为神状风筝的一种简化。在惠州民间,风疹制作极为简单,采竹一枝弯曲,一支直竖,撑住一张四方纸,贴上尾巴调好线,即可放飞。有一种不带尾巴,四方状纸稍大,称“阿婆鹞”,以放飞时平稳、安定而得名。
除此外,其他形状的纸鹞也偶而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