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文学活动的心路历程
王育松
【摘 要】摘要：白先勇的文学活动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文学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学治疗，既对白先勇挣脱成长困境、完成人格的发展和整合意义非凡，又对他踏上创作之路、建立自我认同具有重要作用。白先勇小说的价值构建和文化意义，在文学人类学的视野下也可以得到独特的阐释。从特定角度看，他的代表作《台北人》不妨视为化解两岸历史恩怨，弥合民族心理创伤的一帖良药。由此，文学治疗的功效由个人而延及社会大众与民族国家。 【期刊名称】湖北社会科学 【年(卷),期】2018(000)001 【总页数】6
【关键词】白先勇；文学治疗；自我认同；价值构建 ·人文视野·文学·语言
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创刊号上，率先登出了白先勇的短篇小说《永远的尹雪艳》。这是1949年以来第一次在大陆登载中国台湾作家的作品。白先勇的名字逐渐为大陆读者所熟悉，他的创作也成为大陆学者研究评论台湾文学和华文文学的一个重镇。多年以来，这种研究的热情长盛不衰，发表的成果颇为可观。“对白先勇作品的不断‘引进’和对他及其作品研究的不断深化，在相当程度上及相当一段时间内，实际代表着对台湾文学认识和研究的不断深化、拓展和最高成就”。[1](p4-5)
如果从1958年白先勇首次在夏济安先生主编的《文学杂志》发表第一篇小说《金大奶奶》算起的话，他的文学之路已走过半个多世纪。白先勇首先是杰出
的小说家，创作了《玉卿嫂》《永远的尹雪艳》《游园惊梦》《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等数十个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孽子》。他被公认为20世纪60至70年代中国台湾最优秀的小说家。白先勇又是执着的编辑家，于1960年和同学欧阳子、王文兴、陈若曦等人创办《现代文学》杂志。在同仁的不懈努力特别是白先勇的顽强坚持下，该刊成为中国台湾地区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文学期刊，对台湾文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白先勇还是热情的剧作家，陆续将自己的多部小说改编成剧本搬上舞台和银幕。其代表作《游园惊梦》改编的同名舞台剧先后隆重上演，盛况空前。他推出的“青春版”昆剧《牡丹亭》，也在戏剧界和青年学子中引起持续轰动。
是怎样的精神动力支持着白先勇的文学事业？是什么心理情结驱使他献身文学矢志不移？从一个声名显赫家庭的贵公子到蜚声文坛的华语作家，白先勇经过了怎样的心路历程？本文尝试运用文学心理学、文学人类学的有关原理和埃里克森的“认同理论”，深入探寻白先勇文学活动的心理动因，并由此分析其短篇创作的文化意义。 一
白先勇最著名的小说集《台北人》题记为“纪念先父母以及他们那个忧患重重的时代”。其实他自己也生长于动荡不安的岁月（1937年出生）。尽管身居名门，免除了普通百姓的衣食之忧、流亡之苦，童年的白先勇却并无多少幸福之感。这一方面归咎于一场持续多年的严重疾病。“才七八岁我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那样与世隔绝虚度过去……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的一幢小房子里，我顿感被打入冷宫，十分郁郁不得志起来……一阵被人
摒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禁不住痛哭起来”。[2](p25-26)时隔三十多年，白先勇回忆当年情景仍历历在目。“死神”、“搏斗”、“与世隔绝”、“拘禁”、“摒弃”、“悲愤”等措辞，显示那疾病留下的心灵伤痛是多么持久，多么难以抚平。
另一方面，战争的阴影也笼罩着白先勇的童年岁月，他在大陆生活的十余年间先后经历了八年抗战和三年内战。“我们家与国民党的关系密切，家运随着党运而起伏……十一二岁从大陆到香港再到台湾，从一个世界跑到另一个世界。我那时刚开始了解周遭的人和事物，但童年时代认识世界的依据一下子就改变了，我在自己心目中所建立的世界刚开始就毁灭了。目睹人事变幻得那么迅速，令我产生了人生幻灭无常的感觉”。[3](p340)患病带来的“囚禁”生活和战争导致的辗转迁徙，对白先勇的心理造成了深刻影响。第一，儿童期的白先勇性格渐由外向变得内向，对人特别敏感。幽居岁月“训练出我对别人心事的了解能力”，“旁人不注意的事，我也能感觉出来”。[3](p342)这种敏锐的观察力和内心感悟能力当然是小说家不可缺少的。第二，白先勇的气质熏染上浓重的忧郁感伤的色彩，“我那时候常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3](p342)多愁善感未必是积极的处世态度，却是文艺创作的情绪触发点和心理动力。日后白氏小说人生幻灭的基本主题和伤悼追忆的艺术视角，也许已经在他生命的早期经验中潜滋暗长了。“对于一个文学艺术家来说，丰富的（五彩缤纷的）早期经验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那些最初的，自发的（然而也是强烈的）情感体验像浇在心田深处的第一层水泥浆，完整的个性大厦就在这层‘墙基’上逐渐建构起来”。[4](p87)
不过在踏上创作之路之前，少年白先勇首先要面对的是生存的困境和成长的烦
白先勇文学活动的心路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