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本文的方法论是现象学理论。首先，现象学理论是指由现象学所发现的意识分析方法能够将人们导入纯粹的意识领域，所有的科学、所有的人类精神成就都能通过对现象学的意识分析而得到解答。现象学理论把人的行为与其感知、判断、归纳、想象、期待、时间意识、自我意识等内在因素联系起来，强调人的意识的主动性。其次，从本文来看，该文通过对一起赡养纠纷调解事件的
过程进行分析，对该事件的相关人的行为、语言、动作等外在表示进行分析，符合现象学理论的基本要素。例如他的行政
编制在 A 镇政府 , 属于乡镇司法行政人员 , 在其言语中就反映出 一种模糊的角 色定位 : 一方面 , 在他看来 , 法律援助的意义在于“ 为人民服务” 和“ 维持社会稳定” , 从事法律援助是在完成上级“ 法律援助中心的任务” , 可见在其意识中 , 法律是工具性的 ———具有社会政治功能的 ———存在 , 这显然是政府行政人员而非法律人的思考模式 ; 另一方面 , 他又提到要“以事实为依据 , 以法律为准绳” 来“帮助群众解决矛盾纠 纷” , 要依照法律规定审核法律援助案件的资格条件 , 从而将自 己赋予了 依法执法的法律人角色 , 法律似乎又因为它对权利义务的规定而成为了规范性的存在 。G 所长将上述法律的工具性和规范性混为一谈 , 自 然地 , 法律援助工作与之前的司法行政工作在他看来“区别不大”。再例如，当事人老E做父亲的给儿子道歉“ 没道理” , 他是来这里讲“ 理” 的 , 而不是来讲“ 法” 的 。 从老 E对纠纷情况的陈述中可以看出 , 他对国家法律是很陌生的 , 他甚至没
有意识到自己找儿子讨要粮食 、医疗费 、生活费是依据法律规定应该享有的一项权利 , 儿子没有履行赡养义务则是对自己利益的侵害 。他的依据是“ 儿子分家前就说话了 的” , 是纯粹从道德角度出发 , 认为儿子说了 要给钱粮的话就应该兑现 。老 E 的态度立场代表了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综上所诉，我认为本文的法社会学方法论是现象学理论。
2. 本文运用的法社会学基本方法是法律角色分析。理由如下，首先法律角色分析方法是通过对法律角色的结构、关系、功能以及权力义务、行为模式等的分析来说明一系列的法律现象。在本文中，通过对G所长的在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进行分析，说明了一些法律现象和事实。例如M 主任向 大家介绍道 :“ 这是咱们 镇司 法所的 G 所长 , 今天专门过来当调解人的。今天的座谈会就由他来主持 。他是我们这片儿最懂法律人情的, 你们父子俩的矛盾纠纷今天在这里由他依法处理。 ” M 主任的介绍“ 他是我们这片儿最懂法律的” , 却着重突出了 G 所长作为法律权威“ 在场” 所代表的意义 , 淡化了他同时作为司法行政人员 的官方色彩 。由此可见，G所长的角色是一个法律人。然而 , 无论 G 所长自身的角色定位如何 , 在一个具体纠纷解决场景中 , 作为法律援助工作者 , 他是以一个“ 法律人” 的身份参与其中的 , 这对事件的其他行动者来说 , 往往就意味着法律的“ 在场” 。 既然 G 所长把纠 纷双方当事人的法律权利义务用“ 不是什么大不了 的事” 一语带过 , 他就很可能不会遵照法律的权利义务规定解决法律援
助纠纷事件 , 而是将纠纷视为情感事件 、道德事件等其他无需以国家强制力为保证的法律权利义务规定“ 在场” 的事件。如此 , 在调解过程中 , 做某些法律之外的“ 工作” 就很可能会取代“ 以法律为准绳” 原则成为纠纷解决的主旋律 。
3. 本文的法律社会学的具体方法是观察和实验。首先，观察是研究者依据计划，通过自身特定的感知方法获取资料的方法。从观察的角色来看，本文的观察是参与观察。笔者直接参与但所观察的社会活动中，在活动中进行直接的观察。在对事件进行调查中，都是以一个笔者的角度进行调查记录，从笔者观察和现象进行分析。其次，例如文中笔者观察到门上挂的是“A 镇法律援助服务所” 和“ A 镇司 法所” 两块牌子，从而分析到A 镇法律援助服务所与镇司法所“ 一套班子 , 两块牌子” 的状况 , 从表面上看 , 这是由 于地方财政资源短缺 , 不得已对法律法规确立的机构设置进行了变通执行 , 本质上却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 。再例如，笔者观察G所长所受到的一系列礼遇，而观察到G所长进综治办之后一系列受到的礼遇显示了他的权威，但这种权威与他本身没有多大的关系，而是取决其特殊的职业身份。因为如果换了另外的一个人，制药他的身份不变，相信其他的人做法并不会有本质的不同，他们只是意识到并扮演各自在法律关系中的角色，可见，G所长的在场本身就具有意义。他是作为法律人而出现，其他人也认同他的权威无关G所长的本身。从表面上看,这是社会制度安排的结果, 实际上 ,它与G所长在场所暗示的法律强制力有关,而这只有
法社会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