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立场
随着后现代政治的扩散,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观念和宏大叙事话语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但这并不影响马克思主义在资本主义全球叙事中的批判能力和理论重建的能力。马克思主义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中的激进影响,从深层次上展现出了它在资本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思想张力。在后现代语境中,重新思考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思想张力,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立场的一个重要维度。
[关键词]后现代政治;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当代性 [中图分类号]B71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9)11-0038-07
段吉方(1975―),男,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文艺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广东广州510006)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意识形态与审美话语”(项目编号:05CZW003)的阶段性成果。
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德里达、杰姆逊、罗蒂、拉克劳、墨菲、克里斯蒂娃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在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们以强烈的解构精神和
断裂情绪,否定宏大叙事,强调多元化立场,怀疑历史元叙事,对众多学科的知识基础构成了挑战,并以激进的政治姿态影响着当代文化政治的格局。后现代主义政治哲学家对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哲学持批判态度,使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哲学和社会批判理论受到了根本性的冲击,但后现代主义并不完全排斥马克思主义,二者之间或隐或显的思想张力构成了20世纪西方思想界一个重要的关节点。时至今日,西方文化政治格局中各种思想力量仍然在不断地变换重组,意识形态与文化政治台面上各种思想派别的博弈对比也正在进行中。本文试图从20世纪西方哲学精神突变的视角出发,探赜后现代政治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以期为20世纪西方文化政治格局演进的内在理路提供一种理解方式。
一、“元叙事”的解构: 知识合法性的悖论与“总体性”的瓦解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异军突起的过程中,解构主义对“元叙事(matanarrative)”的解构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解构主义拆解总体性(Totality)和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的过程中,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的影响早已超出了知识话语的层面。他们的努力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生产组织形式经历重大变革的时期。在当时,伴随着科技革命和资本全
球化运作的兴起,凝固性的资本运行方式和科层化的社会建制开始被一种去中心、跨区域、流动化的生产机制所代替。在这种历史语境之下,解构主义从语言学层面上向总体性和元叙事传统发难,在现实性上促使了人们生活体验方式和知识理解途径的变化。美国哲学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在《后现代转折》中用“后现代主义” 来称谓解构主义以来的西方文化潮流,其实正是用思想范式和价值标准的变化来衡量解构主义以来的后现代主义在现实文化经验上所导致的深重变革。法国哲学家利奥塔的《后现代状态》迄今为止被认作是描述后现代理论的重要著作,但利奥塔对后现代知识状态的诊断并没有忽视人们认识世界与获得知识方面的变革。他认为,后现代主义主要是一种知识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认识世界、 获得知识、思维方式与话语表达都经过了重新审视,这是一种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的“解码”和“再编码”活动,意味着普遍性话语――“元叙事”的终结。[1](P138) 在他看来,“元叙事”指向的是各种宏大叙述和理论,这些宏大叙述和理论,无论是宗教、马克思主义,还是达尔文主义的进化论,在为现代科学知识与政治制度合法化奠定基础的同时,也具有某种强制性和压迫性。这其实提出了一种悖论:一方面,现代科学知识的产生需要合法性的知识基础;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知识的产生又是在批判传统知识的合法性过程中产生的。现在,现代科学知识的普遍性基础成为了难题,
所以,有必要彻底肢解构成现代知识的基础性幻觉,以便于“重写现代性”。利奥塔并不把后现代主义对“元叙事”的解构看成是一种知识事件,他更多地将之看作是现实经验的变化所导致的知识态度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裂变,从而在观念、思维、文化层面上指出了后现代主义精神的要义。 最能体现利奥塔所指出的“元叙事”解构策略的无疑是德里达。德里达是从语言符号理论出发从事利奥塔所说的对一种知识结构和话语体系的“解码”活动的。在著名的《论文字学》中,德里达提出,自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问世以来,语言一直被认为是一种符号体系,在这个体系中,能指与所指的区分,或至少是“平行性”,构成了一种明显的“语音中心主义(phonocentrism)”,“文字曾被视为中介的中介,并陷入意义的外在性中”。在他看来,这种语言观念是自海德格尔以来一直没能摆脱的“逻格斯中心主义”的延续,它“深深隐含在形而上学历史所涵盖的整个漫长时代”。[2](P16) 德里达以索绪尔的“符号的任意性”为名义挑战这种传统的观念,认为:“自从有了意义就有了符号。我们只用符号思维。”[2](P69)表象只有通过产生替代者才能起到作用,而这种替代者本身就是符号,符号代表了一种“缺席的在场”,具有“无目的性”。意义就散布在符号的链条内,在符号的链条上,意义总是被不断地延迟下去,文字就是以符号的“缺席的在场”而进行的语言游戏。
通过对符号“缺席的在场(an absentpres-ence)”的理解与应用,德里达确立了他的书写理论。在德里达看来,书写的历史宣告了书写的绝对的外在性,它描述的是书写内在于语言的过程,对口语和声音起着巨大的“增补作用”,口语和声音不能代表一种恒定的意义,意义永远处于由于符号“缺席的在场”而引起的差异和延迟之中。[3](P313)在形而上学传统中,“逻格斯中心主义”贬低文字,语音实体具有特权。德里达从书写出发,颠覆自索绪尔以来的语言学观念,并对西方强大的“语音中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传统构成了挑战。他认为,文本并不是一个自足的世界,也不存在能指―所指、言语―书写的二元对立结构,书写所暗含的差异、延迟、变形使文本变成了一个“非此在意义的踪迹”。在《多重立场》中,德里达强调:“文字学必须破坏将科学性的概念、规范与存在――神学、逻格斯中心主义和语音中心主义联结起来的一切东西。”[4](P40)在西方哲学的发展中,这种声音曾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法国哲学家拉康、美学的耶鲁学派以及法国哲学家福柯那里,他们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倡和迎合解构的立场,但他们的理论观念在其他方面促成了20世纪西方知识界和思想界的认识论和历史论的变革。拉康将解构理论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起来,从语言与心理学的关系中将德里达对语音―书写结构的分解深入到主体―心理层面,认为制约着语言的是整个语言文化系统,这个系统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网络,自我、主体等
“后现代政治”与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的当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