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必然性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必然性
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必然性
摘要: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就是保护其价值,这是由档案文献遗产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
本文对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必然性进行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档案 文献 遗产 保护 必然性
“有档案就有档案的保护技术。”档案文献保护活动是档案文献出现后的产物,而记录方式和记录载体的出现是档案文献产生的前提。
保护档案文献遗产就是保护其价值,这是由档案文献遗产的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
1.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起源
在自然载体出现之前,为了保存先前实践活动的成果,先民只能靠口耳相传将其一代一代地传递。
即使是自然载体出现以后,人脑仍然是重要的记忆载体。
张衍田在研究先秦典籍记载的古事古制时指出,“不仅是通过典册的记录阅读来的,还有一条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口耳相传听来的。
这些口耳传闻的重要古事古制,都记录在博物君子的脑子里”。 然而,由于生理上的原因及人的主观性,天长日久,“口耳传闻”可能会在传递中产生流变、失真,丧失准确性。
这时,一旦出现了记录的载体,各种个人的、无形的“传闻”便被“移接”到社会的、有形的载体上,这样,记忆便会留存下来。
先民们期盼着这种记忆方式的出现,并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结绳的出现使得人们的记忆方式得以固化,这便是档案文献的萌芽。 “原始萌芽时期的档案有两种,物件记事档案和结绳记事档案。”先民们的这种记事方式的.改进不仅推动了图画的产生,而且导致了文字的出现,进而出现了最早的档案文献。
人类早期的书面语言的发展过程大致为:图画一记号一文字。
尽管对于档案文献遗产起源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无法得出确切的答案,但考古发现,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发掘的原始社会遗址内原始先民刻写的甲骨文,距今4500年至5000年。
由此推断,有文字记录的历史至少有4500年。 正是因为记事的需要,先民开始尝试各种不同的载体。
受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限制,先民们最早从自然界中寻找答案。 中国先民选择了石头、龟甲、兽骨、贝叶,西方国家采用了棕榈叶、泥版、贝壳等,这些都是取自自然的档案文献载体。
如今,从现存为数不多的自然载体中依然可以追寻古代先民探索档案文献记录方式的艰辛。
以甲骨文为例,从出土的甲骨档案文献可以看出,一篇完整的甲骨文的制作大体分为取材、锔削、刮磨、钻凿、灼兆、刻辞、书辞、涂辞、刻兆等九道工序,程序非常复杂。
甲骨文字除了偶有用笔书写外,多数是用铜刀或石刀刻在坚硬的龟甲兽骨上,其文字大者径逾半寸,小者细如芝麻。
在考史证史方面,甲骨文的出现使得当年孔子所叹“文献不足“的中国上古史研究别开生面。
它与巴比伦的泥版文书、埃及的纸草等相辉映,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熠熠发光的瑰宝。
正是因为档案文献在人类发展中起着如此重要的作用,它一旦产生,人们便会想方设法地加以保存,作为个人的或者集体的、社会的财产加以继承。 与此同时,还发明了各种技术加以保护,尽量延长其寿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这一切,都是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使然。 2.档案文献遗产保护的根源
根源是指“使事物产生的根本原因”。
促使档案文献遗产保护活动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当属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
遗憾的是,将档案文献遗产价值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专门研究的成果并不多见。
目前,关于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探讨,主要集中于档案文献遗产组分价值的探讨,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成果相当丰富。
以档案文献遗产的组分之一——档案为例,《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扼要地将其概括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
冯惠玲、张辑哲认为档案具有“凭证价值和情报价值”、“现实价值和长远价值”、“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
浏览半个世纪以来的学术成果不难发现,国内关于档案价值的讨论非常热烈,出现了许多观点,张斌将这些观点总结为“客体价值说”、“主体价值说”和“主客体价值说”三种主要理论观点。
傅荣校则将其归纳为档案价值客体决定论、档案价值主体决定论、劳动价值决定论、档案价值主客体关系论,并阐释了档案的第一价值和第二价值、证据价值和情报价值、现行价值与非现行价值、暂时性价值与永久性价值、潜在价值和直接价值。
凡此种种关于档案价值的研究,尽管并不是针对档案文献遗产价值的专门论述,但有助于认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
同理,图书是人类积累、存储和传播知识的重要手段,它具有保存人类精神产品、交流传递知识信息、进行社会教育和丰富人们文化生活等多种社会功能。
文献是重要的信息资源。
它能帮助人们克服时间与空间上的障碍,记录、贮存和传递人类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从而推动人类知识的增加和科技的进步。
这些关于图书价值、文献价值的认识,也无不有助于发掘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
应当看到,这些关于档案文献遗产组分价值的深人研究和系统揭示,为从整体上认识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奠定了基础。
然而,如果只看到档案或者图书、文献的价值而忽视了作为整体的档案文献价值的研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显然也是不完备的。
因此,需要从整体上对于档案文献遗产的价值进行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