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出院后，多次找乙公司解决伤害赔偿之事，均被拒绝。许某遂于1991年7月1日向大连海事法院起诉，认为甲公司与乙公司签订的《雇用船员合同》第13条的规定，是甲公司为了船员利益而争取到的船东对此种雇主责任的承诺。故要求乙公司支付保险赔偿金，工资损失和医疗费。请问：本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依据是什么？
答：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146条第1款的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适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法律。\本案属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关系，案件中侵权行为发生地在土耳其国，似乎应适用土耳其法。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87条的解释，\侵权行为地的法律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律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律。如果两者不一致时，人民法院可以选择适用。\据此可见，我国审判实践上对侵权行为地的理解，没有限制在\侵权行为发生地\上，而是采取较为灵活的解释。因此，许某回国治疗时被确诊而截指，并因此而付出医疗费，也可被认定为是一种侵权行为的结果。这种结果发生在中国境内，因而可按上述解释选择适用中国法。另外，本案双方当事人国籍相同，并均在中国有住所，根据同条规定的后半段，也是可以适用中国法的。 五、案例分析 1、1998年3月4日我国著名桥梁专家王立文在参与巴黎城建集团的开来打立交桥建造时，设计出一套新的立交桥专用结构模型，并于3月6日向法国有关机构提出了专利申请，获得了证书。1998年7月9日王立文回到祖国，由向中国有关机关提出专利申请。 问：（1）根据《巴黎公约》王立文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的日期为什么时间？ （2）假设7月9日在王向中国有关机关申请专利时发现早在1998年6月10日中国另一位专家已就同样的构造提出了申请，此时谁能取得专利？ （3）假设王在1999年4月5日向中国有关机关提出专利申请，其申请日为什么时间？ 五、案例分析 1．（1）王在中国提出专利申请的日期为1998年3月4日。因为法国和我国均为《巴黎公约》成员国，而根据公约的规定，王享有专利申请的优先权。 （2）王能够取得专利的申请权。因为根据我国专利法，我国采用的是申请日为准的制度，王的申请日应为1998年3月6日，比另一位专家早。 （3）此时王的申请日为1999年4月5日。根据《巴黎公约》和我国专利法，发明和实用新型优先权为12个月，外观设计的优先权为6个月，而此时王已丧失了优先权。 五、案例题
外国某公司a（买方）与中国某公司b（卖方）于1996年1月5日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合同中规定，因合同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提交巴黎国际商会仲裁院进行仲裁。后外国买方以伪造的提单等骗取了信用证下全部货款，而未交付任何货物。b公司于是在其所在地的某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请求法院判决被告a公司返还全部货款并赔偿自己因此而受到的损失。法院受理此案后，采取了诉讼保全措施，查封了被告在中国某银行的其他托收款项。而被告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法院不应对此案形式管辖权。而原告与法院均认为，由于被告是以欺诈手段骗取货款的，争议的问题已经不是违约问题，而是侵权问题，根据我国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作为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的法院，受案法院是有管辖权的。
问：（1）对于争议问题性质的识别，一般应该适用何国法律？
（2）在该案中，中国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五、案例分析
（1）我国法律与有关司法解释均未对识别问题的准据法作出明文规定，根据大多数国家的做法，我国法院在实践中一般也是依据法院地法对争议中的问题进行识别。
（2）我国法院不应行使管辖权。理由是：即使争议的性质可以识别为侵权，但我国《仲裁法》并没有禁止有关侵权的争议以仲裁的方式加以解决，所以法院应该尊重当事人之间的仲裁协议。
七、案例题（12分）
王某是已取得美国国籍并在纽约有住所的华人，1996年2月回中国探亲期间病故于上海，未留遗嘱。王某在上海遗有一栋别墅和200万元人民币的存款，在纽约遗有一栋住房、两家商店及若干存款和汽车、珠宝等。王某在纽约没有亲属，其在上海的亲属向人民法院提出财产继承请求。 问：法院应适用什么法律审理这一案件？说明理由。 答：本案上海的人民法院可以受理处理在上海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遗产继承问题。因王某生前没有立下遗嘱，所以本案的继承属法定继承。可依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作为准据法。 而王某在纽约也有不动产，王某在纽约没有亲属，其在上海的亲属可向法院提出遗产继承，但在纽约的不动产，所依据的准据法为美国的法律。因为按国际私法规定，不动产的法律继承依据所在地法。 五.案例分析题 41.某甲在美国建造一些船舶，经过登记注册，他把它们抵押给自己的债权人某乙，他在船舶国籍证上背书注明该项抵押，并把船舶送到中国出卖。后因背书有碍船舶在中国出卖，甲与乙协商议定，将不再背书签注抵押。随后，一条新船建造出来，甲将它抵押给乙，并送往中国。该船在中国被甲卖给丙。1993年，乙于中国法院诉请该船转让给丙无效。请问，此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答：此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因为，在国际私法上，虽然一般认为对船舶.飞行器等运输工具，有关的物权关系应适用登记注册地法或旗国法或主营业地所在国法。但是，本案中的船舶系新船，非从事运输而被送到中国出卖的，因而跟一般的动产在本质上没有特殊的区别，故应适用动产物权的物之所在地法，即中国法。 42.李某系深圳盐田流动渔民，住香港九龙船港船上，1981年经人介绍与广州人郭某熟悉结婚。婚后双方在船上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因感情不合，郭某于1984年离开李某回广州居住。此间李某常常居住地是深圳市沙头角；1985年郭某向深圳市沙头角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李某的住所应如何认定？该法院对此案有无管辖权？请根据有关法律予以分析。
答：⑴李某虽住在香港龙船湾流动船上，但其户籍所在地在深圳市，且其常住地在深圳市沙头角。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指出，当事人的住所不明或不能确定的，以其经常居住地为住所，故李某的住所为深圳沙头角；⑵根据《民事诉讼法》原告就被告的管辖原则，深圳市沙头角法院对此案有管辖权。
国际私法经典案例分析题39道（附答案）
1、1997年8月，法国商人比尔从武汉市某大酒店打的到火车站。车到站后，比尔将一装有贵重物品的手提包遗忘在出租车内。司机凌某发现皮包后，寻找失主，未果。比尔丢包后，在武汉人民广播电台《武汉
晚报》上播发寻物启事，称送还丢失皮包将给以酬谢，并公布了联系方式。第二天，凌某将皮包送还比尔。比尔兑现承诺，付了酬金。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中国籍的范女士向武汉市公管处投诉。公管处几经周折，查到收受酬金的凌某。公管处通知凌某到公管处说明情况。凌某承认接受酬金的事实，并写下\拾物经过\。3月10日，凌某将酬金交到公管处，由公管处交给失主。公管处以\举报待查\为由，暂扣出租车凌某上岗证，要求在指定时间和指定地点接受处理。 凌某感到委屈，遂向武汉市汉口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公管处返还酬金。法院受理案件后，进行了审理。 问：本案中的涉外民事关系应以何国法律作准据法？
答：比尔乘坐出租汽车，与凌某构成涉外运输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这一法律关系的准据法是中国法律。比尔发布悬赏广告，凌某归还皮包，这构成悬赏合同关系，依据最密切联系的原则，应以中国法律为准据法。比尔皮包失而复得后，委托代理人进行投诉，使凌某在违背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交出酬金，比尔索要酬金构成不当得利。这一法律关系适用国际惯例、中国法律作准据法。 2、中国公民钱某，1992年到日本留学。1995年回国前夕，在上班途中，被运货卡车撞倒，经抢救无效死亡。钱某的妻子利某以全权代理人的身份在钱某弟弟的陪同下到日本料理后事。经协商，日本方面赔偿500万日元。回国后，为遗产分配一事，利某与钱某的家人发生争执，协商未果。钱某的家人以利某及其女为被告，诉至当地人民法院。 问：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说明理由。 答：本案应以日本法律为准据法。钱某死亡前未留遗嘱，其继承属法定继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9条\遗产的法定继承，动产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的规定，日本法律应为本案的准据法。钱某有两处住所。一处是位于中国的法定住所，一处是位于日本的临时住所。因李某在日本已居住两年，日本的临时住所视为住所。根据中国有关法律规定，李某死亡时的住所是在日本的住所。 3、边某和王某夫妻二人均为中国公民，婚后旅居巴西。因发生婚姻纠纷，巴西法律又不允许离婚，夫妻二人于1986年按巴西法律规定的方式达成长期分居协议，并请求中国驻巴西大使馆领事部予以承认和协助执行。 问：我国应否承认和协助执行边、王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为什么？ 答：我国驻外使馆办理中国公民间的有关事项应当执行我国法律，该分居协议不符合我国婚姻法的规定，故不能承认和协助执行。该分居协议系按照巴西法律允许的方式达成的，故只能按照巴西法律规定的程序向巴西有关方面申请承认。边、王二人的分居协议是按照巴西法律达成的，巴西不准离婚的法律与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承认和协助执行边、王二人达成的分居协议有悖我国的公共秩序，所以我国不能承认边、王二人分居协议的效力。一国法院及一国驻外使馆承认与执行的只能是一国法院的判决或仲裁机构的裁决，而不能是当事人之间的协议。 4、中国公民夏某（男）与中国公民冯某(女)1997年在沈阳结婚。婚后夏某自费到加拿大留学，2001年获得硕士学位，后在美国纽约州一家公司找到工作。2002年8月，夏某以夫妻长期分居为由在纽约州提起离婚诉讼，离婚诉状由夏某的代理律师邮寄送达冯某。冯某在经过一番咨询后，在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问：在纽约州法院已经受理夏某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能否受理冯某的离婚诉讼？
答：纽约州法院受理夏某离婚诉讼后，我国法院仍可以受理冯某的离婚诉讼。对涉外离婚案件，为了最大限度的保护中国公民的利益，我国不反对一事两诉，当事人一方在外国提请离婚诉讼，不妨碍我国法院受理中国公民提请离婚诉讼。
5、1997年，中国籍公民俞某与日本籍公民山口在中国结婚，婚后在中国生有一子。1999年，山口独自回日本居住。2001年，俞某以夫妻长期两地分居，感情淡漠为由，在中国法院提请离婚诉讼。山口同意离婚。
在子女监护权和抚养权问题上，双方产生争议。山口要求将儿子带回日本，由她抚养，俞某要求将儿子留在中国，由他抚养。
问：本案应适用何国法律？为什么?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8条规定：\扶养适用与被扶养人有最密切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俞某与山口的儿子在中国出生，具有中国国籍，其父是中国公民，具有中国国籍，他出生后，一直在中国生活，这表明中国与其有最密切联系，本案应适用中国法律。另外，日本《法例》20条规定：\父母子女间的法律关系，依父之本国法\。父亲俞某是中国公民，根据日本的法律，本案也应适用中国法律。
6、中国公民沈某（男）与中国公民梁某（女）1939年在中国结婚，婚后生育二女。沈某1949年去台湾，1988年加入加拿大国籍。双方分离后，常有通讯联系。梁某1975年赴加与沈某共同生活。1984年以后，沈某每年回国一次，并购买、翻建了三套住宅。1989年，梁某与沈某在美国发生矛盾，沈某独自来中国并与一妇女同居。梁某知道这一情况后，要求沈某与同居妇女断绝关系。曹不听，反到加国法院起诉离婚并获准。1991年3月，沈某又来道中国，于8月17日与原同居妇女到绍兴市民政局涉外婚姻登记处办理了婚姻登记。 1991年12月14日，梁某向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与沈某离婚，分割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财产，要求判令沈某支付生活费和抚养费。 问：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是否具有管辖权？说明理由。 ２． 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1．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可以受理这一离婚案件。沈某在加拿大法院离婚并获准，沈某与梁某的婚姻关系在加拿大解除。加拿大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并不自动发生法律效力，只有当事人在中国向中国法院提出承认与执行的请求，中国法院经审查，认为该判决的承认与执行不与中国的公共秩序相抵触，中国法院作出裁定，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在中国发生法律效力，该外国法院的判决才能在中国生效。沈某未在中国法院提出承认外国法院判决的申请，故该加拿大法院的判决在中国未发生法律效力，所以中国法院有权受理梁某提出的离婚诉讼。 2．中国受理离婚诉讼案件后，应适用中国法律为准据法。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7条\离婚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7、一英国人到洪都拉斯一家赌场赌博，输钱后向赌场借款10万美元，并将这10万美元又输掉，且未偿还。开设赌场的洪都拉斯人到英国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借款人偿还借款。英国法律规定经营赌场是犯罪行为，但是洪都拉法律允许开设赌场。 问：本案中的合同关系是否成立？英国法院应如何适用法律？ 答：本案中的借款合同是成立的。因为借款合同是在洪都拉斯签订并在洪都拉斯履行的，判断合同的效力应适用合同缔结地法、合同履行地法，即洪都拉斯法，根据洪都拉斯的法律，该借款合同具有效力。然而，洪都拉斯政府允许开设赌场的法律与英国禁止开设赌场的法律相抵触，英国法院可以适用公共秩序保留，排除洪都拉斯法律在美国的效力，驳回洪都拉斯人的起诉。 8、香港甲银行与我国乙公司签订贷款合同和抵押合同各一份。合同中当事人约定，发生争议适用香港法为准据法。合同签订后，香港甲银行依约提供了全部贷款。贷款到期时，我国乙公司只偿还了一小部分贷款。香港甲银行在被告住所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判令被告偿还贷款。法院受理了案件。根据合同中当事人关于法律适用的约定，法院通知双方当事人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双方当事人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
问：1．本案是否可以适用香港法为准据法？2．双方当事人在法院限定的时间内没有提供香港关于贷款合同、抵押合同方面的法律的情况下，法院应适用什么法律？
答：1．本案可以适用香港法律作为准据法，因为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约定发生争议适用香港法，符合我国法律规定。2．若双方当事人和法院都不能查明所应适用的法律内容，法院则应适用中国法律。
9、法国人皮埃尔在20岁时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一份原料购销合同。合同签订后，原料的价格在国际
市场上大涨,皮埃尔没有履行合同。中国甲公司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皮埃尔承担违约责任。皮埃尔答辩称，法国法律规定的成年人的年龄为21岁，签订合同时他19岁，属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所以不应承担违约责任。 问：皮埃尔是否应当承担违约责任？为什么？
答：皮埃尔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我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外国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民事活动，如依其本国法不具有行为能力，而依行为地法有行为能力的，应当认定具有民事行为能力。本案中的合同是皮埃尔与中国甲公司在中国签订的，合同的履行地也是中国，应认定合同的行为地在中国，应适用中国法律认定皮埃尔是否具有行为能力。中国法律规定，18岁为成年人，皮埃尔签约时已19岁，具有完全的行为能力，应承担违约责任。
10、中国籍公民王美玫1948年随父母到印度尼西亚定居，1958年加入印度尼西亚国籍。1995年，王美玫丈夫去世，王美玫除有一子外，无其他亲属。1996年，王美玫变卖在印度尼西亚的财产，与其子回中国定居。回国后，王美玫购买一套公寓居住。王美玫的儿子有业不就，靠王美玫的积蓄生活。王美玫对其子好逸恶劳十分反感，多次劝说儿子自食其力，儿子置若罔闻。王美玫遂加强了对财产的控制。王美玫的儿子对其母不满，先后在1997年、1998年两次加害其母，均被与其母朝夕相伴一条爱犬救解。王美玫年事已高，又遭逆子两次暗算，心力交瘁，自知不久将绝于人世。1998年底，王美玫找到律师立下书面遗嘱：一、取消儿子的继承权。二、我死后，尚可留存人民币10万元左右，由爱犬继承，这笔钱由律师掌管，用于爱犬的生活费用。爱犬的日常生活，由律师照料。一、 在律师履行交付的义务后，公寓一套归律师所有。王美玫立遗嘱后不久就去世了。律师安葬了死者。王美玫的爱犬在王美玫的墓地守候，四天四夜不吃不喝，悲壮死去。 问：1）王美玫遗嘱的效力适用何国法律来认定？ 2）王美玫的遗产如何处理？ 答：1）我国法律对涉外遗嘱的法律适用未作出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遗嘱的形式要件，依场所支配行为原则，适用立遗嘱地法，对遗嘱实质要件，参照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王美玫的遗嘱是在中国立下的，遗嘱的形式要件适用中国法律。对遗嘱实质要件，应参照我国法定继承的法律适用原则处理，不动产遗嘱适用不动产所在地法律，动产遗嘱适用被继承人死亡时住所地法律。被继承人所遗留的不动产在中国，被继承人死亡时的住所地亦在中国，所以，遗嘱的实质要件应适用中国法律。 2）根据中国法律，该遗嘱是部分有效遗嘱。剥夺其子继承权部分有效。爱犬继承部分遗嘱无效，在我国，狗不能成为继承主体。狗死后，这部分遗产成为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付给律师报酬部分的遗嘱有效。因为忠贞的狗随主殉难，律师不能按遗嘱要求履行照料义务，所以，律师应在遗产中获取付出劳动部分的报酬，剩余部分属无人继承财产，收归国有。 11、甲公司与乙公司同为在香港注册成立的企业法人。1986年3月，乙公司与广州市丙公司签订了合作经营广州某酒店合同。为筹措合作经营的资金，乙公司与甲公司于1986年9月在香港签订贷款协议，合同中约定，贷款协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入民共和国法律。后乙公司多次拖欠到期贷款和利息，甲公司要求乙公司还贷不成，遂向广州市巾级人民法院起诉。乙公司应诉，并且同意适用中国法律处理本案。 请问：l）对于本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是否有管辖权？ 2）院处理本案进能否以我国的实体法为准据法？
答：1）有本案的管辖权。由于当事人双方均为香港法人，合同签订地、履行地也为香港，当事人也无选择内地法院管辖的书面协议，本案本不属内地法院管辖。但乙公司取得的贷款投入了在广州的合作企业，甲公司向广州市的法院起诉，乙公司未提出异议并应诉答辩，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43条、第245条的规定，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乙公司有可供扣押的财产所在地的法院和视为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本案有管辖权。2）应适用我国法律。原、乙公司在合同中约定争议适用香港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处理。但在诉讼中，双方同意适用中华人战共和国法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5条\涉外合同的当事人可以选择处理合同争议所适用的法律\的规定，本案的准据法为我国的实体法。
国际私法案例分析题汇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