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在东西方世界的表现对比以及影响
——读《全球通史》第7版有感
《全球通史》是美国著名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最富盛名的一本著作。作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加州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享誉世界的历史学家，曾获得过古根海姆奖、福特杰出教师奖秒各克菲勒基金奖等一系列学术荣誉。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这部潜心力作自1970年初版问世以来，赞誉如潮，被译成多种语言流传于世，可谓经典。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文笔隽永、笔力深厚、才思横溢，整部著作前后一贯。近年来，在诸多以全球观点或包含全球文明历史内容重新进行世界史书写的尝试中，最具有推动作用的那些著作恰恰是由历史学家个人独立完成的，其中以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最为著名。后经作者多次修订增补，第7版在保留原文精华的基础上，融入了时新的研究成果，新增了数百幅生动珍贵的图片和脉络清晰的地图，使这部名著在内容和体系上更加完善。这7个版本的《全球通史》的出现正说明了，此书的宝贵价值并未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减少。
在本文中，笔者将会围绕着15-16世纪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结合《全球通史》以及其他参考资料，对该持续百年之久、对后世影响甚大的活动进行概述，并横向对比其在东西方文明中的表现和模式，以及其对后来东西方发展的深远影响。
一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把人类文明的交流划分为三个时期：1500年以前称为遭遇时期，1500-19世纪末称为冲击时期，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则是相互作用时期。而斯塔夫里阿诺斯在撰写《全球通史》的时候，同样将世界文明史划分为两个部分，以1500年为界，分为《1500年以前的世界》和《1500年以后的世界》两册。 在他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1500年以前，人类基本上生活在彼此隔绝的地区中。各种族集团实际上以完全与世隔绝的方式散居各地。直到1500年前后，各种族集团之间才第一次有了直接的交往。从那时起，它们才终于联系在一起，无论是南非的布须曼人、有教养的中国官吏，还是原始的巴塔哥尼亚人。 因此，1500年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而1500年前后，或者让我们更加明确一些，15-16世纪，为什么在众多学者的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在这段时期里，世界上究竟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15-16世纪，发生了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世界性大航海活动，这次大航海以空前的规模和重大的地理大发现而闻名后世。首先，在1405-1433年间，中国的伟大航海家郑和奉明朝皇帝之命，以弘扬国威为目的（也有寻找建文帝、发展贸易等其他说法），先后七次扬帆远航亚非三十多个国家，开创了当时世界远洋航行的纪录。而后葡萄牙人将目光投到远洋上，被称为“航海家”的葡萄牙亨利王子，组织了多次沿着非洲西海岸航行的航行探险，在马德拉、亚速尔、佛得角等群岛建立了深入大西洋探险的前哨阵地。而在这个世纪末，世界航海史上最具有重大意义的航海活动开始了。1492年到1502年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的大力支持下，四次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大陆。而与此同时，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率领船队从里斯本出发，寻找通往印度的海上新航道。经历过千辛万苦，达·伽马终于成功抵达印度，成功开拓了从欧洲绕好望角到达印度的新航线。 从这个时间段开始，人类的舞台终于从陆地上扩展到了海洋之上，而各个孤立隔绝的文明也终于开始了相互间的交汇。这其中有友好的贸易和交流，也有流满鲜血的暴力奴役和欲望。从美洲大陆以及其他殖民地源源不断流向欧洲大陆的财富和人力帮助欧洲国家完成了原始
的资本积累，为它们日后的崛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在遥远的东方，郑和死后，中国人的身影就消失在远洋上，“片板不许下海”，明朝严厉的海禁政策将古老中国向外打开的大门慢慢闭上。封建王朝还在享用着最后的荣光与盛世繁华，但是在大洋的另一端新的科学技术文化已经在崛起，现代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引子就在这时候埋下了。
这次大航海所带来的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世界各区域文明之间的政治、经济、贸易和文化发展交流等联系的规模与性质，世界市场的雏形就此形成。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创新性开拓性的历史突破，标志着人类文明走向现代社会的最早起步。
二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历史性的大航海中，东西方——西欧与中国——几乎是同时向大洋迈出了自己探索与征服的步伐，可以说在这个重大历史发展时机的把握上，中国甚至更先走了一步。但是为什么在后来发展中，中国却没有占到上风，或者可以说是与西方走向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我们必须先对西欧与中国在该时间段的航海活动发展趋向有个大致的了解，进而我们需要对欧洲文明以及中国文明的文明性格特点做出一个大致的了解与把握。16世纪的法国曾出现“地理环境决定论”的热潮，即主张地理环境在社会生活和社会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社会理论。如16世纪的法国思想家 J.博丹便主张地理环境决定着民族性格、国家形式和社会进步。该理论过于夸大了地理环境在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但是还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地理环境对早期文明的形成尤其是其文明性格的塑造是有很大作用的。
欧洲大陆位于高纬度近北极的地区，由于濒临大西洋一侧地势过于平坦和低洼，来自极地和西风带的寒流可以大肆侵入，所以在早期，欧洲大陆的自然气候上并不具备大力发展农业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欧洲自然地理轮廓破碎，总面积的1\\3以上属于半岛和岛屿，其中半岛面积又占全洲面积的27%。众多的半岛和岛屿把欧洲大陆边缘的海洋分割成许多边缘海、内海和海湾，而欧洲本身的面积又不大，仅有1040万平方公里，这使得欧洲各国距离海洋都极近，加深了欧洲气候的海洋性，也加深了海洋对文明的影响。 欧洲大陆面积有限，资源又不充足，这使得欧洲国家们大多缺乏自给自足自主发展的能力，让它们习惯于用国际贸易以及掠夺的手段来互相取长补短。因此欧洲很早就呈现出一种海洋文明、重商文明的特点。而欧洲众多林立小国与城邦，政权的反复快速更替，海陆贸易的繁荣以及战争的频繁等等让欧洲文明反复地经历动荡和动乱，这让它很早就体现出了一种外向的文明性格。
而位于东亚的中国则与欧洲大大不同。中国位于辽阔的亚洲大陆最东端，外部地理环境上十分安全或者说是易于隔离：东面临海，西北横亘漫漫沙漠，西南有世界上最大最高海拔的高原——青藏高原，平均海拔高达四、五千公尺。这些都是地理上的阻绝地带，使得中国不像印度文明般长时间受到外族入侵的威胁，让中国文明一直比较有安全感，但是这种地理环境也使得中国文明与其他文明的交流比较受到限制。而在内部地理环境上，中国拥有着极其辽阔的疆土，资源丰富物产丰盈，能够自给自足自主发展，又有长江、黄河两大河流滋养，两河流域内平原辽阔，没有显著的天然屏障划隔，极其适合农业大发展。而气候上，中国受季风气候影响，有着“雨热同期”的气候特点，这十分有利于农作物的种植，常常能达到一年两熟甚至一年三熟的收获。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充足的资源使得中国文明拥有一种更为稳定持久，相对内向封闭的文明特点。
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不同的文明性格注定了在面对相同的历史机遇的时候，两方会做出不同的选择。而更根本一点是，欧洲文明与中国文明在对待商业上截然不同的态度。欧洲
由于地理的限制和发展的需要，商业一直是其重要的社会支柱。所以在欧洲，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享有相当大的权力，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加增强了自己手中的权力。而在中国，士农工商，由于长期的儒家思想影响，商人阶层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一直处于比较低的社会地位上。即便他们握有巨大的社会财富，中国商人依然缺少西方商人所拥有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所以在嘉靖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颁布了禁海令的时候，这项政策立即得到了执行。正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正是体制结构和向外拓展的动力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世界历史的这一重要转折关头，使中国的力量转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事业。”
三
而为了了解东西方两种不同航海队伍的组织方式与任务，我们可以引用罗荣渠教授的一张图表。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出，哥伦布与达·伽马等人的航行主要是西欧中世纪后期社会经济发展对商品和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对于东方的香料与金银的需求刺激。随着经济贸易的繁荣，西欧的商人渴望越过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以及意大利人对于东方贸易的重重阻碍，直接与印度、中国等地直接发生贸易联系。这是推动西欧人向海外发展的最直接有力的经济动力。而在政治上，西欧各王室奉行重商主义，以各种方式鼓励和支持人们出海探险是为了增加王室的金银收入以及壮大本国实力。欧洲封建式的领主经济结构大大限制了王室直接获取财富的能力。这使得他们对于开辟新航路，拓宽财源，发展贸易有着极大的兴趣。再加上那时传教士们对在海外传播基督教有着极其狂热的信仰和追求，这使得欧洲的大航海更是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而反观东方，郑和的船队受命于皇帝，航行的大笔财物与人力的支出都是依赖于国库，并不具有西欧航海家们的独立性。在中国封建王朝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下，中国人并不如西欧人一般有着如此狂热的对外贸易的需求和热情。郑和下西洋的动力与其说是经济上的，更不如说是政治上的，是为了确保海道畅通，弘扬国威，以期达到当初诸番来朝的盛况。而这样的航行，人力物力所耗之大不说，与当地进行的贸易也较少，多是以“朝贡”的形式来进行，即“厚往薄来”，以宣示大明的富强。所以与获利极大的西方大航海相比，中国的大航海为国库增加了极大的负担而非收益，造成了国库的亏空与大量财富的流失。而在政治上，一方面，明朝对海外持开放态度，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则严禁人员随意出海。试问，这样的政策，又怎么能够发展航海事业呢？
结论
15-16世纪大航海时代在东西方世界的表现对比以及影响——读《全球通史》有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