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的“诗性”与“礼性”

中国古代科学的“诗性”与“礼性”

孙小淳 刘未沫

【摘 要】本文从知识的创造和知识的运用两个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学。从知识的创造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学的思维具有“诗性”，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取象类比”，类似《诗经》中的“兴象”。这种“诗性”的思维，表现了中国古代科学想象、表达和推理的方式。而从知识的运用角度来看，中国古代科学是为建立秩序、治理国家服务的。基于天文历法“月令”思想，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是国家统治之合法性的基础；古代理想的职官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古代知识体系；对国计民生重要的科学知识，得到国家持续的支持；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古代科学的“礼性”。 【期刊名称】科学文化评论 【年(卷),期】2017(014)001 【总页数】10

【关键词】中国古代科学史 诗性 取象类比 礼性 秩序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是致力于发展中国科学事业以及深入了解中国文明的学者们，常感到疑惑的问题[1—6]。李约瑟（Joseph Needham）从一个西方人的视角，曾这样表述他的疑惑：“为什么现代科学——即我们科学思想的理论体系、其对自然普遍适用，可统领普遍的法则——在西欧发生而不在中国？”①这是李约瑟在草拟其《中国科学技术史》写作提纲时的表述，时间为1943年5月。这个问法仔细思考是有问题的。如果把科学理解为现代科学，世界上哪一个古代文明能说有过这样的“科学”？不仅中国没有，印度没有，埃及没有，巴比伦没有，甚至古希腊也没有②如Pedersen对早期物理与天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