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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老年人监护的法律问题
【关键词】 老年人;监护;监护制度
如何切实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对我国乃至世界各国都是个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我国国情入手，分析老年人监护的法理基础，针对老年人监护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建立老年人监护法律制度的对策，以期对解决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有所裨益。
1 老年人监护的法理分析
1.1 老年人监护的法律性质 监护起源于罗马法，罗马法将其定义为“市民法所赋予和允许的对那些因年龄原因而不能自我保护的人给予保护所行使的权威和权力”〔1〕。现代社会的监护是指对由于精神、身体和智力状况以及年龄等原因在法律上需要特别保护的人给予帮助的法律制度。我国民法上的监护是监督和保护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和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制度。可见，人类社会设置监护制度的宗旨是为了保护行为能力欠缺的人的利益。对于老年人这一庞大的社会群体，设立监护的主要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保护弱势老年人的权益，维持老年人生活的正常化，体现法律以人为本的精神。老年人监护具有权利和义务相统一的性质：一方面，监护作为一种法律制度，从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来看，监护人在履行了一定义务后，必然要享有法定的权利。另一方面，随着家庭养老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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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养老的结合，老年人的监护人必然由家庭成员和监护机构分担，而监护机构对老年人的监护义务是以在法律上享有监护的权利为前提的。
1.2 老年人监护的客观基础 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65岁以上的人口数为8 550万人，占总人口数的6.6%;2020年将达到1亿5 647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2%;2030年将达到2亿1 596万人，占总人口数的17%，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一大老年型国家〔2〕。老年人口基本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低龄老人，年龄在65～74岁，他们虽然退出了社会劳动领域，但身体基本健康，能够正常生活。二是高龄老人，年龄在75岁以上，他们处于社会弱者地位，日常生活一般需要他人照顾。目前我国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和社会养老制度不完善，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客观需求。加强老年人监护工作，无疑是解决问题的一个很好途径。一方面，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从法律层面上设置相应的保护措施，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我国因国力不足、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而对老年人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保护不足的缺陷。另一方面，建立老年人监护制度，使老年人摆脱家庭养老功能弱化的现状，老年人的生活照料、财产管理、精神慰藉更可能求助于他人或社会。
1.3 老年人监护的社会价值 联合国倡导要“建立不分年龄人人共享的社会”。老年人因身体机能退化所引起的行为不便和精神上的障碍，被视为弱势群体。在现实生活中，有的老人猝死家中数日未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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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因患轻度痴呆而无人照料、因心理影响导致犯罪等问题的出现，既说明老年弱势群体的基本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又与和谐社会不容。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指出：“认真解决好老年人的实际问题，妥善处理涉及他们切身利益的各种矛盾，切实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3〕。老年人因其生理和社会原因，在同等条件下无法平等地实现其个人权利，这个时候只能借助于国家和社会力量的帮助。而建立老年监护制度，可以在保障老年人各项基本权利的同时，使老年人像平常人一样有尊严的生活，为老年人参与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这既是社会法治力量的体现，也是对社会人道主义的弘扬，是我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
2 现行法律制度对老年人监护的不足
我国虽有老年人权益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但在老年人监护这方面，缺少直接的法律制度规定，只能间接适用成年人监护制度。目前的成年人监护制度，又不能为老年弱势群体提供充分的保护和救济。
2.1 立法理念落后 我国民法规定的成年人监护方式有两种，一是法定监护，由法律对监护作出硬性规定，二是指定监护，由法院决定监护的设置。两者都体现了公权力对监护制度的介入，缺乏对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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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本人意思的尊重。在现实中，许多需要监护的老年人并没有完全丧失意思能力，在决定有关监护事务时，不能听取被监护老年人的意见，显然违背了民法意思自治的基本理念。另外，我国民法规定的成年人监护对象，过于偏重精神障碍者的生理状况所导致的意思能力欠缺对他人和社会的影响，对意思能力薄弱的残障者采用强制的保护措施，不问其行为能力存余程度差异，一概先行剥夺行为能力，漠视了对障碍者自主意志和平等地位的保护。高龄老人的判断能力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渐次衰弱，若一律适用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两种情况，就不能充分尊重被监护老年人的自我决定权，这也与国际社会有关身心障碍人福利方面的“维持生活正常化”和“对自我决定权的尊重”新理念相悖。
2.2 监护制度不完善 我国现行《民法通则》第16条至第19条和《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民通意见》)第10条至第23条是关于监护制度的主要规定和解释，其中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缺陷主要表现为：
2.2.1 受监护的对象范围过窄 《民法通则》有关受监护成年人的范围仅限于精神病人一种，《民通意见》将监护对象扩展为包括痴呆者，但缺乏对精神衰弱人、酗酒成病者、吸毒用毒成病者以及身体上有缺陷残疾成年人的保护，尤其是将那些无法全部或部分处理自己事务的老年人排除在监护范围之外，难以实现监护制度对老年人的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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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作用。另外，我国目前对成年人行为能力欠缺采取宣告制度，宣告的程序通过《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特别程序来完成，成年精神病人可以被宣告为无行为能力与限制行为能力人，对轻度痴呆、智力障碍或精神障碍以及因身体上的障碍不能处理自己事务的老年人缺乏保护，这类老年人尚未达到司法鉴定上的痴呆病人，这一类人的比例将随着老龄化社会的进程越来越高，把这些老年人纳入到成年人监护的范畴非常紧迫。
2.2.2 监护人的选任不合理 就监护人的顺序而言，《民法通则》第17条规定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愿意承担监护责任，经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同意的。此条规定不现实：老年人的配偶同属老年人，也许正处于需要监护的状态，要其作为监护人显然在实践中行不通;老年人的父母就更不用说了;对子女而言，他们既要肩负抚幼重任，又面临工作压力，再承担父辈甚至祖辈的保护之责确实勉为其难。就监护人的资格而言，《民法通则》规定监护人须“有监护能力”，《民通意见》第11条对监护人的“监护能力”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即从身体健康状况、经济条件以及与被监护人在生活上的联系状况等因素考虑，没有考察监护人的道德品质、文化水平、地理位置等因素，难以保证监护人尽职尽责。此外，对法人、组织担任监护人没有规定具体的操作办法，缺乏可行性。 2.2.3 监护机制不健全 一是监护的种类单一，未体现出不同人群行为能力的层次区分。设立监护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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