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史学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构成并不能左右它的性质，相反，构成它的那些成分以及构成本身的性质却是决定于史学在特定 系统中的位置和角色。于是，即使这些成分的性质已经改变了，史学作为整体的性质也能不为所动。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过去的四个世纪中，欧洲史学的性质在根本上始终是认知性（cognitive）的，而这一个半世纪以来东亚史学尽管接受了 现代 西方认知型史学的 方法 ，但它的规范性（normative）和公立性（publicly authorized）却依然故我。 \\xa0 1． 一般说来 研究 历史 编撰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纯粹的 理论 反思与术语 分析 ，另一种则是从文化差异的角度深入探讨。其中，前者是立足于所谓的“历史 ”的传统，在当代它则是被称为“分析的历史哲学”。这一研究路线有很强的抽象性，因此也总是与理论上的争论相伴随。然而，必须指出的一点是，这一研究路线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传统，“理论的”并不意味着它一定也是“跨文化的”。 17世纪始自欧洲的 科学 革命后，人们开始认为（西方）理论在本质上是超越于文化的。而随着西方科学在全世界被普遍地介绍和接受，西方知识也在总体上被普遍地接受了。并且，假如我们把史学史视为科学 史的一部分，我们会发现史学革命是发生在 自然 科学革命的两个世纪后。特别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源自德国的实证主义史学与大学的产生相结合，从而孕育了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些西方史学方法也传播到了非西方文化地区。全世界的国家开始运用这些方法来把它们的过去书写成历史。[1]令人惊讶的是，拥有自己独特的两千年传统的 中国 史学也自此转向了西方式的史学。 19世纪传遍全球的西方史学研究方法实际上首先是史学技巧。事实上，在把西方史学方法传播到亚洲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一本书是伯恩海姆(Bernh m)的《历史是什么》（What is History?），而它与其说是一本哲学或理论书不如说是一本讨论史学研究技巧的书[2]。令东亚历史学家特别感兴趣的是它的第二章“历史研究的范围”和第三章“历史研究的步骤”。例如，坪井九马三和梁启超就分别把伯恩海姆这一著作第二章和第三章的学说引入到日本和中国，并且实际上大量采用了它们，把它们与他们自己的历史研究 结合了起来[3]。在日本，伯恩海姆著作所倡导的方法一直被广泛 着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出现了社会历史学。 然而，在东亚，早在八世纪就已经有了自己的史学理论研究著作，即中国的刘知己作于708年的《史通》。遗憾的是除了很少的例外情况[4]，这一著作却没有受到大家的关注。为什么人们会忽略了它呢？每当想到这个 问题 ，我就会不由自主地对拉·波普里尼(La Popeliniere)和刘知己进行比较。并且当我对比他们时，我实际上觉得刘知己的《史通》比波普里尼的《带有完美观念的史学史》（L’histoire des Histoires, acec l’idee del’Histoire accomplie (paris,1599)）的理论意味更浓些。体现在，拉·波普里尼讨论客观性是通过论述胡格诺教徒与旧教徒之间的宗教冲突这一西方特定的史实来展开的。相形而言，刘知己的论述则更具有普遍性，因为他的着眼点是历史学家真实的内心。比如，刘知己对“客观性”论述是通过“品藻”“直书”“曲笔”“鉴识”等来展开的。[5] 正如在本文开头所揭示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文化限定了理论。我们看到，当我们读刘知己的《史通》时，我们很可能会觉得刘知己史学思想中的那些“普遍原理”实际上却是建立在“中式史学中的东亚世界”上，也就是说，这些“普遍原理”实际上还是受限于时空。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自己不可能超越我们的地理特性与历史特性的限制。“地理特性”，在刘知己
这个例子里，指的是他的历史 本身是受限于他所处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特性”指的则是产生了《史通》的那个世界系统早已成为过去。[6] 我想指出的一点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传遍了全世界的“西方系统”是一个 、文化、社会、思想以及生活方式的整合体，而西方史学是作为这个整合体的一部分传播开来的。因此，在对西方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后，世界各地重建它们自己的历史就成了一件必然的工作。这种重建的一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就是战后关于“封建体制”的争论在日本和中国都进行得如火如荼[7]。这种从东亚视角向西方世界视角的转变并不总是顺利的。有许多这种值得我们注意的文化冲突的例子，其中有些甚至从十九世纪一直延续到当前。因此，为了探讨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我们最终必须通过文化人类学的途径。 2． \\xa0 为了对比考察史学思想的历史，学者们比较了东亚史学之父司马迁与欧洲的希罗多德、修昔底修等史家。但在这种比较中，我们当然首先要思考历史学在东亚文化体系中是否占据了像在欧洲那样的角色和位置，因为只有在我们思考了史学在各个特定文化中的位置和角色后，才能真正去比较不同文化中的史学。 在东亚，历史 文献 汇编基本都是由国家 进行的。而建立在相应的历史原材料收集基础上的“官修史学”也因此成为了东亚史学的核心。历史编撰在东亚是首要的文化任务。因此，为了比较史学在不同文化中的地位置和角色，接下来我要提出的是在其它文化区域是否存在一个类似于东亚的历史文献汇编的“首要文化任务”。 首先探讨一下中国的情况。两千年来，中国历史编撰的核心是“官修史书”，它们分别由每个后续的朝代把它当作国家性的工程来组织编撰。后人们把司马迁的《史记》推为第一部官修史书，从那以后，24部官修史书被汇编出来。这些官修史书被认为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它们总是百科全书式（encyclopedic）的，它们通常是把全体的文化整合为一个包括了政治、 、社会、文化、技术等等方面的整体系统。历史因此是被按综合描述这个文化系统的方式来 的[8]。不过，在某种程度上，东亚之外的国家也有把历史文献汇编当成国家事业的。 在西方，圣经注释和罗马法也许可以是相当于这样的“首要文化任务”。当我们从圣经注释传统的 角度来思考它时，这些圣经注释叙述的神圣性完全可以同中国的官修史书相提并论。同样地，在我看来，《查士丁尼法典》（由查士丁尼皇帝组织的）完全也能同中国官修史书相提并论，因为它论及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因此超越了纯粹 法律 的界限，从而在整体上成为对罗马社会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描述。在印度，则应该是写作于与司马迁的《史记》同期的《摩奴法典》扮演了相当于中国官修史书的角色。古印度的这一著作涉及了从婆罗门的种姓制度和生活到神与创世到苦行与赎罪等方方面面。因此它不只是一本法律书，而是更合适被称为“百科全书”，一种把古印度作为一个“系统”来综合描述的著作。在穆斯林世界则有可兰经，它从讨论“神”的概念开始论及了世界的各个方面，从婚姻到继承到商业。同样地，建立在可兰经教义上的回教法律也在不遗余力地告诉我们伊斯兰的整个“系统”。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虽然在许多的文化和国家里“首要文化任务”是法律，但在东亚这个位置则是属于历史编撰。这是关键性的一点。显然，19世纪前的欧洲，“首要文化任务”不是史学。但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作为欧洲社会“首要文化任务”的罗马法的崩溃使得17世纪欧洲的“史学革命”成为可能。
\\xa0 3． \\xa0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史学本身的探讨上来，在传统日本史学（以及中国、朝鲜和其它东亚国家的史学）中，我们也会发现一些分别对应于彼得·伯克所言的西方史学十大特征[9]的成分。而伯克认为这些特征更多地是附属于它们的整体而不是孤立地存在着。这一重要观点所道出的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对历史在我们当前 时代 所扮演的角色我们必须有起码的了解。 从另一方面讲，当我们从整体上考察东亚体系，或者，严格地说就是在日本史学中，我发现在这些成分组成的结构的背景中存在着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例如，与欧洲不同，在日本“历史”与“法律判决”的观念从来没有彼此结合起来以至让史学家们产生那种作为法官式史家的观念。假如我们探究其原因，我们就必定会发现，史学无可避免地是与它在特定社会和文化中的角色 在一起的。 那么接下来我想我可以 一下自己的观点了：“史学的特点在于它并不是由它的构成所决定的。并且，每一构成它的成分的本质和它们所组成的结构的本质是决定于史学在一种文化的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与所扮演的角色。即使这些构成成分的性质改变了，史学在整体上的性质也不会随着改变。”我们首先应该探究的是史学所分别扮演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的角色，因为“过去”在不同文化中扮演的角色会有很多变化。显然，我们现在必须着重比较一下几个个案。这样在比较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历史”和“过去”在日本以及中国的位置和角色与它在欧洲完全不同。 首先讨论一下传统中国历史研究的两个特征，它们构成了东亚史学的原型。首先，历史编撰主要是国家的工作，多数史书是由官方历史编撰机构撰写的。每一朝代编写新的史书的任务是始于相关历史文献的收集和保存。然后当每次改朝换代之际，这一任务往往就由下一个王朝来执行。利用那些已有文献，官方编撰机构就会编写出一部前朝的官方史书。从公元前一世纪的《史记》开始，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目前 中国一共有24部（一说25部）这种官修史书。 其次，书写历史是负有何种目的呢？那是为了澄清历史事实和记录所有人类的行为。这些人类行为的记录是重要的，因为它是作为人们的判断的权威依据被保存的。与基督教社会不同，中国是一个儒家社会，而不是一神论的世界，因此，历史事实是独自构成了所有人类判断的基础。这是所有那些把儒学思想作为国家权威意识的东亚国家所共有的意识。因此，史学也就必须是精确和客观的。这一观念被清晰地表达在孔子（公元前552年－前479年）的一句话中：“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0] 如同在下面的荻生伹俫(1666-1728)《太平策》的段落里所看到的，在日本同样也是这样的思想： \\xa0 培养人们的才能莫过于通过学问。学问的重要途径是阅读文本，因此他也就必须去关注连续的历史……因为历史包含了历朝历代的掌故、治理国家的方法、（大型）战役的始末、和平年代的事件以及忠臣良将们的 与智慧。与其去听那些（治世）训导，不如去努力观察事实（通过历史阅读所看到的行动与事件）。[11] \\xa0 历史以这种方式在东亚占据了决定性的位置。在中国和朝鲜，甚至存在一种潜规则，即在每一部官修史书完成后，那些由官方编撰机构所收集的历史材料就会被销毁。这是为了防止后人重写和改写这一以政府名义出版的唯一而神圣的官修史书。的确，为了赋予官修史书
方案-认知型史学与规范型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