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发的神学思想与进路

侯朝陽

道風：基督教文化評論 第二十五期．二○○六年．秋

梁发的神学思想与进路

侯朝阳 河南大学文学院圣经文学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众所周知，基督新教在中国最初之发展是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等一大批西方传教士的名字密切相连的，他们在中华基督宗教史上功不可没。然而在十九世纪上叶的中国，如若没有基督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梁发积极地著书立说、传播福音和沟通中西，这些传教士的工作必定更加难以展开，基督新教的传播不知道还要加增多少困难。所以有论者直言，梁发在十九世纪中华基督徒中的地位是任何人都难以企及和取代的。除此，梁发也因其著作《劝世良言》深深地影响了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而被称为洪的启蒙先师，该书则被太平天国尊奉为圣经。那么，拥有如此地位并对时代产生如此深远影响的梁发和他的思想究竟有何不苟常人之处？为此，本文首先对他的生平和著述作了一般性介绍，然后在此基础上深入分析了他的神学思想和神学进路；着笔既立足于汉语历史神学的建构，又试图对当下汉语神学的开展有所启示。 一、梁发的生平事迹、信道经历及著述

梁发（1789-1855），又名梁阿发，号「学善者」或「学善居士」，为中国新教第一位华人牧师。他仅受过四年私塾教育，后因家贫辍学并在十五岁那年到广州学做刻字工。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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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工作关系，他与基督新教来华的第一位传教士马礼逊相识，长期助其雕版印刷《圣经》，并于一八二三年被按立为宣教师，从此「忠心至死」。在他三十多年的传道经历中，「入华的各派著名传教士，如英国伦敦会的马礼逊、米怜与合信，美国传教士卫三畏、裨治文、伯驾和英国卫司理会的裨治等，都与他有过交往，受到他的引领或帮助；重要的华人教徒，多数同他有过共事的经历」。1所以，香港合一堂牧师张祝龄将其一生的业绩概括为：「著书、刻板、印刷、手派、口宣，与马礼逊、米怜二博士互相助理，无稍恐怯，……足迹遍澳门南洋一带，甚至随考而遍走省府州县，与士子谈道派书，入夜又诵习中英文，亲自刻板翻译，著书传道，无一息休暇。」2 然而，梁发走向基督信仰的历程却充满了曲折。小时候他读的是《三字经》和四书五经，随后又「日夕交游三教九流之人」，3「敬拜各样神佛」，接受的更多是与基督信仰异质的东西。其中，佛教对梁发的影响尤大，因为曾有一段时期，一位来自云南的和尚常对他宣讲佛法，并劝他坚持读《多心经》、《观音经》等佛经。4但数年参与印刷《圣经》经文的经验，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 1785-1822）等传教士潜移默化的影响，对自我罪性的深刻认识和自我超越的强烈诉求，最终促使梁发从一个热心慕道之人成长为「笃信顺命」的宣教士。毫无疑问，他所面对和接受的中国固有文化在心灵深处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也使他的神学思想复杂多样且独具特色，显示出与基 1. 2. 3. 4.

雷雨田，〈梁發與中西文化的會通〉，載《湘潭大學社會科學學報》5（2001），頁91。 麥沾恩著，胡簪雲譯，《梁發傳》（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59），頁117。 鄧嗣禹，《勸世良言與太平天國革命之關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頁3。 梁發，《勸世良言》，見《近代史資料》總39號（1979年第2期；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7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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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正统神学的某种偏离。把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加以融合，用传统文化的丰富资源诠释基督教义和观念，成为其神学思想的主要特点。 透过梁发的神学作品，我们对他的神学思想的这种特点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他一生「精研真道」，多有著述。计有： 5 《救世录撮要略解》，一八一九年着于广州，共三十七页，在序言中力言造物主上帝为人类崇拜的对象，附有《圣经》的十诫、数段经文和祷文以及三首圣诗。 《熟学圣理略论》，一八二八年着于广州，共九页，是作者宗教生活—悔改、受洗和灵修经验的自述。 《真道问答浅解》，一八二八年着于马六甲，共十四页。 《真道寻源》、《灵魂篇》和《异端论》，一八三○年着于广东高明县。 《圣书日课初学便用》，一八三一着于广州，是英国及外地学校协会所出《圣经》课本的翻译，初版由广州地方的英美人和商行捐资镌版及印行。 《劝世良言》，一八三二年着于广州，由马礼逊代为校订付印，是梁发神学思想的代表作。包含九种小书，大部分集《圣经》章节而成。后将其改订于马六甲，将九种小书分别印成单行本，其中四种后来在新加坡再版，改称《拣选劝世要言》。后又将九种小书合成一书，在新加坡出版，名《求福免祸要论》。 《祈祷文赞神诗》，一八三三年着于澳门，为英国圣公会的早祷文汇编。祷文为梁发所译，而圣诗则为马礼逊及其传教士所译。相传马礼逊特为此书雕活版字以印刷之。 5. 麥沾恩著，《梁發傳》，頁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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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现状及意义

作为「中华最早的布道者」，6梁发在中国基督宗教发展史中占据承前启后的位置。其前，自公元六三五年景教传教士在华开教以来，中国天主教已有千年之余的传教史，虽是几经浮沉，几多试炼，却也从中积累了丰富深刻的经验和教训；其时，经过清朝前期百年禁教，天主教难以有更大作为，而基督新教在中国的传扬刚刚起步；其后则是中国的福音传播间杂西方列强的隆隆炮火，中国基督宗教的发展与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因素更为复杂地纠缠交织在一起。可以说，梁发生活的时代充满了传统与现代、保守与接纳等因素所集结起来的张力和矛盾；然而，学界对于如此处境中的梁发神学思想的研究却远远不能与他在中国基督宗教发展史中的地位相称。就笔者目前所见，学人对梁发的研究多限于史传方面，7而涉及神学议题的只有〈梁发对基督教义的中国化诠释〉8和〈梁发与中西文化的会通〉9等个别文章。其中，前者对梁发的人性论、救赎观和天国观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但未涉及上帝观等；后者则举数例说明梁发对「基督教与中国文化契合或有连带关系的部分」的大力渲染，但对其神学思想的探讨还不够深入。本文正是基于这位神学家在汉语历史神学中所处之极特殊地位及对其研究相对贫乏之事实，意欲弥补缺陷，为今后就此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打下基础。 6. 同上，頁1。

7. 同上；簡又文著，《中國基督教的開山事業》（香港：基督教輔僑出版社，1960）；查

時傑著，《中國基督教人物小傳》（台北：中華福音神學院出版社，1983）和梁景海著，《梁發與中國基督教》（香港：香港中國近代史研究公司，2003）等。相關論文參見吳義雄，〈關於梁發與洪秀全的幾個問題〉，載《韓山師範學院學報》3（2001）等。 8. 伍玉田，〈梁發對基督教義的中國化詮釋〉，載《廣州社會主義學報》3（2003），頁

58-62。

9. 雷雨田，〈梁發與中西文化的會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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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发对于中西文化交流所作出的贡献，他的《劝世良言》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深刻影响，使我们不能不对这位神学家及其思想投以更多的关注。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梁发「可谓是中国人向西方寻找真理最早者之一。他知道中国一国人才多偏于骄者也，满招损。因为中国是文华之国，礼仪之邦，故不愿虚心向外人学习，因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皆落于日本与暹罗之后。梁发诚有先见之明，深知国人病根，乃敢痛以贬针」。10可以说，梁发无愧是近代化大潮中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交通融合这座宏伟工程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他的《劝世良言》，则被认为「是一部惊天动地的书；因为此书是太平天国的宗教的圣经，是洪秀全宗教知识的源泉。由此书引起了太平天国的宗教革命，扰攘当时十七省，沦陷六百余城，牺牲了11数千万生命，开创了二十世纪民族革命的先河」。缘于此，对梁发神学思想和神学进路的瞭望无疑有其极大的意义。 何光沪在〈汉语神学的方法与进路〉一文中提出：「汉语的历史神学应该把从景教到也里可温教（元代传入中国的基督教），从利玛窦到赵紫宸，以至后来用中文著述的神12学思想，纳入自己的视野，列为历史神学的研究对象。」笔者十分赞同该项建构汉语历史神学的提议。本文即循此思路，对基督新教第一个华人牧师梁发的神学思想作系统性研究和分析，使汉语历史神学的建构趋于完全。在此基础上又分析他所采取的神学进路，意在对当下的神学研究有所启迪。 10. 湯清，《中國基督教百年史》（香港：道聲出版社，1987），頁122。

11. 鄧嗣禹，《勸世良言與太平天國革命之關係》（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65），頁1。 12. 何光滬，〈漢語神學的方法與進路〉，載楊熙楠編，《漢語神學芻議》（香港：漢語基

督教文化研究所，2000），頁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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