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辨
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春秋》之学，下面是小编搜集整理的一篇探究《春秋繁露》考辨的，供大家阅读参考。
董仲舒是西汉着名的经学家和理论家，专治《公羊春秋》。汉景帝期间为《春秋》博士，“下帏讲诵”，以课徒讲学为业。汉武帝时期，上着名的“天人三策”，为汉代“大一统”帝国的统治指明了方向。对策之后，董仲舒先后出任江都、胶西地方诸侯国的国相，尝试将自己的政治理念，落实到地方的治理上。晚年的董仲舒致力于讲学着书，学生中着名者有褚大、吕步舒、殷忠等，后来大多数成为西汉王朝的一些重要管理人才。
在学术上，董仲舒最擅长《春秋》之学，为两汉最着名的公羊学家之一(另一位是东汉后期的何休)，“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思想，对于两汉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作用于后世儒学的发展与演变。我们研究董仲舒的思想，正确评说其地位与价值，就离不开对他的代表作《春秋繁露》的考辨。 一、《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
董仲舒的着述，除了传世的《春秋繁露》十七卷八十二篇(中有阙篇)之外，只有《汉书》本传所收录的着名“天人三策”以及《汉书·食货志》所载的《限民名田说》等等(后人曾依据上述的内容，编成《董胶西集》二卷)。他们是董仲舒学说的集中反映，也是我们在今天研究和评述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根本依据。“天人三策”与“限民名田议”的内容比较可靠，而对《春秋繁露》一书的重要性与真实性，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争论。直到今天，学术界仍有人表示自己的怀疑观点，认为《汉书》中有关董仲舒的记载应该打上折扣，而《春秋繁露》则是一部“存在疑问的着作”，唯有《史记》才是研究董仲舒思想的可信史料(参见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刊《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 期)。笔者认为，要充分论证董仲舒儒学理论的内容与意义，首先要对《春秋繁露》一书作比较深入的考证，从各方面证实他确实是董仲舒思想的集粹，然后方可进一步讨论其他问题。
我们认为，《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虽然存在着经过后人整理的某些痕迹，但是总的说来，它的确是董仲舒本人的作品，是研究其学说的第一手材料。
第一，从其着录的情况来看，它的基本内容在汉代即已存世并流传，而正式冠以今天的书名，则最迟于初唐时就为公私目录书以及正史有关志典所着录了。考《汉书·艺文志》，其《六艺略·春秋类》着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又《诸子略·儒家类》着录“董仲舒百二十三篇”。这充分表明，在东汉中叶，《春秋繁露》一书的名称虽尚未正式出现，但是董仲舒本人有着述传世，而且规模不小，却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汉书》本传尚云：“仲舒所着，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繁)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这条记载，明白地告诉我们，《汉书·艺文志》所着录的百二十三篇，原先与传《春秋》者无涉，传《春秋》者自有《闻举》《玉杯》《竹林》《清明》等篇。而且据此可知董仲舒的着述在当时的数量比流传于今的要多得多，其着述在历史上是有严重散佚的。另外，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汉书》本传中《竹林》《玉杯》等与《蕃(繁)露》为并列关系，而在今传本《春秋繁露》之中，它们之间却成了从属关系，《玉杯》《竹林》《清明》均成为其书中的篇名。
但是到了《隋书·经籍志一》里，唐朝初年之学者就明确着录了：“《春秋繁露》十七卷，汉胶西相董仲舒撰”，其卷数且与今所见《春秋繁露》的卷数相吻合。自此以降，历代正史《经籍志》或《艺文志》以及有关公私目录书均有着录，不曾更改。有人所宣称的《隋书·经籍志》“未见此书名”的说法，显然是治学空疏，未曾翻检覆核《隋书》所致(参见张志康：《董仲舒建立新儒学质疑》，刊《中国史研究》1991 年第 3期)，是史实征引上的一则笑话，不足为据。
第二，我们对《春秋繁露》考证研究的结果，可以充分证明其书的真实可信，对它的种种怀疑不能成立。
由于《汉书·艺文志》的着录中没有《春秋繁露》数目，而《蕃露》《玉杯》《竹林》《清明》在本传中皆系“说《春秋》事得失”之书名，而今本则不然，因而使得一些人对其书的真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虑：“故《崇文书目》颇疑之，而程大昌攻之尤力。”(《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二十九)宋代《崇文书目》怀疑其书为后人所“取而附着”：案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已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着云。
宋代着名目录学家晁公武，在其着作《郡斋读书志》中，对《春秋繁露》一书的形成由来，则无可奈何地表示“皆未详”。北宋大文豪欧阳修指出，传本《春秋繁露》一书问题很多：“今其书才四十篇，又总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乃知董生之书流散而不全矣。”(《六一先生〈春秋繁露〉书后》)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书后》更是进一步否定了其书传本的真实性。理由是，1) “辞意浅薄”。“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2) 与《汉书》本传所着录之书名不相符合：“《玉杯》《蕃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3) 书中的内容颇有出入：“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今本皆无之。”程大昌本人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臣然后敢言今书之非真本也。”
另外有些人对于判断《春秋繁露》传本的真伪问题表示了无能为力。例如，北宋庆历年间的楼郁声称：“本传称《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今其书十卷，又总名《繁露》，其是非请俟贤者辨之。”(《春秋繁
露·序》)但是也有不少人对程大昌等人的观点表示不敢苟同。如清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认为：“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要理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然而其所列举的理由，尚不免是大胆臆测，显得比较单薄和主观，缺乏必要的说服力。
不过，南宋的楼钥却有力地考实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它的肯定性结论建立在认真分析、仔细比较、翔实征引、客观论证的基础上，发隐烛微，提玄钩要，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他于《〈春秋繁露〉跋》中写道：他开始也信从程大昌的意见，认为《春秋繁露》一书纯系后人摘抄依托而成，“遂以为非董氏本书，且以其名，谓必类小说家”。后来因为机缘凑合，见到胡仲方所刻的罗氏兰堂本，又访得一潘氏善本，遂改变了原先所持的看法。楼钥进而征引许多具体史料来论证《春秋繁露》“其为仲舒所着无疑”：余又据《说文解字》“王”字下引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许叔重在后汉和帝时，今所引在《王道通三》第四十四篇中。其本传中对越三仁之问;朝廷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问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三策”中，言天之仁爱人君，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故王者任德教而不任刑之类，今皆在其书中。则为仲舒所着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
楼钥这种以参照“天人三策”等内容的途径，来论定《春秋繁露》传本系董仲舒着作真实可靠，应该说是比较客观科学的，值得我们信赖的。因为“天人三策”等资料没有疑问，真切反映了董仲舒的思想，假如《春秋繁露》的主要观点和文字与其相一致，那么其书的真实性程序，也就比较可信从了。更何况《春秋繁露》中涉及的董仲舒的生平活动，又同《汉书》本传所记载的完全吻合呢!
除了楼钥所指出的《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的记载相一致外，两者间相同之处尚有很多。例如，《重政》篇云：是以《春秋》变一谓之元，元，犹原也;其义以随天地始也……故元者为万物之本。这在《汉书》本传的“对策”中是：臣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以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
又如两者都高度强调社会政治生活中教化的重要性与迫切性，把教化视为治国为政之要务。本传“对策一”有云：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
《为人者天》则云：圣人之道，不能独以威势成政，必有教化。故曰：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难得者，君子不贵，教以义也。虽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有先也，教以弟(悌)也。此威势之不足独恃，而教化之功不亦大乎! 关于“更化”“改制”问题，两者之间也没有什么区别。《楚庄王》篇有云：今所谓新王必改制者，非改其道，非变其礼，受命于天，易姓更王，非继前王而王也……故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者，无他焉，不敢不顺
天志而明自显也。若夫大纲、人伦、道理、政治、教化、习俗、文义尽如故，亦何改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易道之实。
《汉书》本传中的“对策三”对此则说得更为简洁明了，揭示了董仲舒有关政治与道德上的纲常伦理问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本质主张：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鼓吹灾异谴告说方面，《春秋繁露》与“对策”更无不同。《必仁且智》篇云：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在“对策一”中，董仲舒也把灾异现象的发生同国家政治的得失直接联系起来，认为这是上天警恶劝善的重要象征与通常途径。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
在重要的“义利”观问题上，两者亦基本一致，重义而轻利。《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篇云：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致无为，而习俗大化。
按，《汉书》本传则作：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值得引起注意的是，“致无为而习俗大化”这一句，在本传中被摈弃掉了。其原因很可能是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接近汉初，当时黄老之学在社会上还拥有一定的势力，像着名的黄老之术信奉者汲黯，就与董仲舒是同时代之人。故其在着书的过程中有时不免偶尔透露出受新道家思想影响的痕迹，留下了“致无为”这样一类文字。而到了东汉班固撰着《汉书》时，儒学早已受到“独尊”，新道家的影响已近乎销声匿迹，为了突出董仲舒一代“醇儒”的形象，故有意将“致无为”这一类的文字删去。这恰好反映了《春秋繁露》的确代表董仲舒的思想，班固《汉书》本传所载来源于董仲舒自己的着述。
又，在《汉书》本传中，“修其理不急其功”一句，被改动为“明其道不计其功”。“急”与“计”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语意上却起了很大的变化。所谓不“急”者，仅仅表明董仲舒主张在对“功利”的追求上，不要太操之过急，不要见利忘义，而并非从根本上拒言“功利”、否定“功利”。而所谓不“计”者，则是意味着将“功利”彻底置之度外，绝口不言。这实在太绝对化了，极端偏颇无以复之。从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董仲舒对汉武帝所推行的那一套做法基本是持肯定和赞成态度的。汉武帝过分热衷于“功利”，董仲舒只会奉劝其不要太急于求成，而要有所节制，让“利”服从于“义”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反对汉武帝积极有为、追求功利。否则董仲舒的儒学思想就显得太古板、太迂腐，也不会被武帝所接受、所尊崇了。
再参照《春秋繁露》中其他谈到“义利”问题的文字，也可知董仲舒的本意应该是不“急”，而不是什么不“计”。如《身之养重于义》篇云：“天之
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体莫贵于心，故养莫重于义，义之养生人大于利矣。”由此可见，董仲舒本人也认为“利”可以“养体”，“体不得利不能安”，并没有完全排斥“利”。而只是主张不要颠倒了“义”与“利”的主次从属关系，让“利”服从于“义”而已。基于这一认识，董仲舒提倡不要过分热衷于对“利”的追求。这正是董仲舒“义利”观的全面体现。班固对董氏原意虽然稍有歪曲，但无论在句式方面还是用意上，都显然是对董仲舒原作的沿袭，这恰好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春秋繁露》一书的真实性，也透露出其书在本质上是董仲舒思想的真实反映，是汉代儒学的最重要文献之一，对它的怀疑是不能成立的。
当然，《春秋繁露》与《汉书》本传所反映的董仲舒思想、言论的一致或基本相似处，还远远不止于楼钥和笔者以上所列举的那一些。《春秋繁露》中所论及的诸如“制乐”“王者配天”“爱有等差”“举贤”“君权神授”“事物循环”等一类内容，无一不能在《汉书》本传中寻找到相互对应的文字。而《五行相生》篇中以“五行”配“仁、义、礼、智、信”，与“对策一”所云“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的对应，亦复如斯。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限于篇幅与体例，兹不一一罗列分析。但是，就凭以上征引的楼钥所言与笔者所分析的情况而言，已足以证明《春秋繁露》一书绝非后人所依托，而当为董仲舒本人之着述，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集中体现者。它应该被视作为和《汉书》本传一样，是我们在今天了解和研究董仲舒儒学思想的最基本材料之一。 对它的种种怀疑和否定，乃是缺乏依据的。 二、《春秋繁露》的体例和内容分类
以上笔者论证了《春秋繁露》一书作为史料的可靠性，肯定它是董仲舒儒学思想的主要载体和集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该书的零乱、冗烦、混杂、自相矛盾等问题和缺陷的视而不见。笔者认为《春秋繁露》就全书的体例与内容来说，是很不纯醇的，在它身上的确有经过后人整理、补充的一些痕迹。
产生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主要是“公羊学”在汉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的郁郁不得志，几成绝学。《隋书·经籍志》云：晋时……谷梁范宁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谷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后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谷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梁启超也指出：今之中心在《公羊学》，而《公羊》家之言，真所谓“其中多非常异义可怪之论”;“自魏晋以还，莫敢道焉”，魏晋之后，已经成为绝学，“《公羊》之成为绝学，垂二千年矣”(《清代学术概论》二十二节)。董仲舒是以传《公羊》而着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的着作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也便十分自然了。《四库全书》的编纂者曾对《春秋繁露》作过一番认真的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作者对此有以下扼要的记载：是书宋代已有四本，多寡不同。至楼钥所校，乃为定本。钥本原阙三篇，明人重刻，又阙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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